孟小冬与三个男人的故事(附【纪实频道】档案揭秘上下集)

【纪实频道】档案揭秘

孟小冬——关于我的事 你们统统都猜错(上)

孟小冬——关于我的事 你们统统都猜错(下)

孟小冬与三个男人的故事

——余叔岩、梅兰芳、杜月笙

孟小冬与余叔岩

孟小冬醉心于“余派”,从1920年的南派唱片到1932年的余派唱片,就可以看出其中之变化。其扮相英俊,嗓音苍劲醇厚,高低宽窄咸宜,衷气充沛,满宫满调,且无雌音,所以在未拜师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余叔岩的赏识。

1935年曾有人介绍上海一票友拜余叔岩为师,被余一口回绝。介绍人走后,余对身旁的朋友说:“有些人教也是白教,徒费心力。”朋友问:“当今之世,谁比较好呢?”余叔岩回答说:“目前内外行中,接近我的戏路,且堪造就的,只有孟小冬一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几经周折,孟小冬终于夙愿得偿。

19381021日孟小冬正式拜余叔岩为师。吴小如所著《说余派》一文中,将余门弟子可以概括为“三小四少”。“三小”即为“小小朵”杨宝忠(杨小朵之子)、小谭(谭富英)、孟小冬;“四少”即为吴少霞(名旦吴彩霞之子吴彦衡,初学老生拜余,后改武生)、王少楼(长期与程砚秋合作,解放后在戏校任教)、陈少霖(老辈青衣陈德霖之子,乃余叔岩之妻弟)、李少春。除这七人外,都是私淑。

当时的余叔岩体弱多病,早已息影舞台,孟小冬殷勤奉侍,照顾周到;请问艺事,敬业执著,余叔岩自然也倾囊相授,一招一式务求完美。鉴于余叔岩每天傍晚才起床,所以孟小冬每天是下午请余的琴师王瑞芝吊嗓练唱,然后傍晚坐着一辆包月车从东四牌楼三条26号驶往宣武门外的椿树三条的余府,但是往往要等到余府的门客畅谈到午夜才开始上课,至凌晨下课返家。一连五年不辍,这就是孟小冬在拜师余叔岩后到范秀轩学习深造的情景。

有人这样评价说:“(孟小冬)自拜叔岩,则每日必至余家用功,寒暑无间。前后五年,学了数十出戏,是余派唯一得到衣钵真传的人。……假若余派的东西是真正研究院的玩艺,孟小冬倒真是一位唯一够资格的研究生。名贵则名贵极矣,然大好艺术不能广传,总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 (孟瑶《中国戏曲史》第三册)

1943519日,余叔岩因患膀胱癌不治去世,孟小冬悲痛万分,她的挽联写道:

清方承世业,上苑知名,自从艺术寝衰,耳食孰能传曲韵;

弱质感飘零,程门执辔,独惜薪传未了,心丧无以报恩师。 

孟小冬与梅兰芳

1925年孟小冬离开上海初闯京城时,正值18岁青春妙龄。参加永庆社、庆麟社、崇雅社等坤班,频繁演出于京、津两地,其台风演技竟能与当时的著名男角老生相颉颃,一时成为风靡九城的红角。

虽然演戏要男女分班,但大宅门的堂会却不受这个限制。那时,最红的旦角是有“伶王”之称的梅兰芳,以男性扮女人;最红的生角是孟小冬,以女性扮男人。乾旦坤生,颠倒阴阳。有好事者大力促成他们合作演出了《四郎探母》《游龙戏凤》等戏,进而更撮合他们成了一对佳偶,成为轰动剧坛的佳话。

梅兰芳在北京曾经三易其宅,其时他和孟小冬正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里。此院名为“缀玉轩”,梅兰芳的许多朋友常聚集在这里,说古道今,谈文论艺。

1926年的某一天,梅家会客厅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身着浅灰色西装,面貌清秀,文质彬彬,面色苍白,20岁左右,一看便知是位学生。他名字叫王惟琛,当时肄业于北平朝阳大学。王对孟小冬心仪已久,无奈孟此时已成为梅兰芳的情侣,因此他怀恨在心,到梅宅寻衅。王惟琛到达梅家的时候,碰巧梅兰芳正在午休。出来招待客人的是梅的老友张汉举,他是当时北平很有名望的一名绅士。王惟琛见出来的不是梅兰芳,迅速拔出手枪抵住张汉举,声称此事与张无关,让张把梅兰芳叫出来,因为梅夺了他的未婚妻(指孟小冬),他要和梅算账,否则梅只有拿出10万元才能解决问题。张汉举强压住内心的恐慌,告诉梅兰芳这位先生要借10万块钱。梅兰芳先是一愣,迅即明白过来,只听一声“我立刻打电话去。”便已不见身影。不久,梅宅被大批军警围住,王顿时惊慌失措,拔枪就射向张汉举。听到枪响,军警们一拥而上,王惟琛饮弹倒地,旋即殒命。

缀玉轩发生如此血案,社会舆论大加炒作,一时沸沸扬扬,种种绯闻,扑面而来。梅、孟不得不仳离。孟小冬经此打击,痛不欲生,一度于天津居士林皈依佛门。此后数年,她坚决避免与梅相见。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堂会中,南北名伶汇聚一堂,她却因梅在场,避而不出。1947年杜月笙60大寿在上海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10天的演出,梅兰芳和孟小冬都参加了,但始终没有同台——10天的大轴,梅兰芳占8天,孟小冬占2天,回避了见面的尴尬。

孟小冬与杜月笙

“海上闻人”杜月笙很喜欢京剧,有时还票上一段。1929年他娶了名坤伶姚玉兰,而孟小冬是姚玉兰的闺蜜。1936年孟小冬应杜月笙的邀请为黄金大戏院揭幕剪彩,其后在此演出20余日,演出期间就住在姚玉兰处——18层公寓(今锦江饭店),这样孟杜的接触就频繁起来了。姚玉兰把孟小冬当成自己人,对于孟杜交往也不介意,她俩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会吵架,一生气孟小冬就回了北京,过几个月又没事了。

杜月笙、姚玉兰之子杜维善回忆:

“那段时间孟小冬给我母亲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信里谈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母亲有时汇钱给她,她在北京有一帮朋友也经常到上海来,像吴家、朱家都是大家族,彼此间也都很熟。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杜月笙1945年移居香港,1946年返沪,对孟小冬念念不忘,让总账房黄国栋写信给孟,催其南下。孟小冬也不再推托,杜月笙不露声色的敬重体恤,使她感到数年来未曾有的情感和依托,再加上姚玉兰的嘘寒问暖和一再撮合,此次赴沪不久,便以身相许。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孟小冬随杜一家迁居香港。此时的杜月笙已非盛年,而是年逾花甲一病翁,孟自入杜门后,就自然地挑起了侍奉杜月笙的担子。而侍疾也似乎成了她不可卸掉的责任,她的相伴已经成了病入膏肓的杜月笙不可缺少的安慰。

自入杜公馆以来,孟小冬一直沉默寡言,对一切看不惯、听不得、受不了的事情都漠然置之。但1950年的某一天,傲岸的她却迫不得已,淡淡地说了句至关重要的话。那天,杜月笙当着家人的面,掐指计算迁法需要多少张护照。当他算好了需要27张时,孟小冬淡然的声音突然飘了过来:“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一语道破实情。杜月笙一愣,当即宣布尽快与孟小冬成婚。杜月笙下了他那几乎离不开的病榻,由人搀扶着,拜堂成亲。孟小冬的脸上也现出了笑容,毕竟有了一个名份,也算是有了真正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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