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我的祖父杨度

人物|我的祖父杨度

少年才子狂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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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老家在湖南湘潭姜畬,祖父杨度的祖父杨礼堂是湘军名将曾国荃的部下,因军功升到哨长(正四品),奠定了杨家习武世家的基础。祖父杨度的父亲是老四杨懿生,他并非武夫,从小身体不大好,但天分高,好舞文弄墨,饮酒赋诗。杨懿生早年病逝,留下三个孩子:长子杨度(10岁)、女儿杨庄(5岁)、小儿子杨钧(4岁)。其时杨瑞生因连年在外征战,还没有子嗣,见杨度天资聪慧,就收他为自己的继子,并聘请多名有识之士到姜畬杨家私塾来当老师。杨度才思敏捷,过目不忘,所作诗词也受到当时很有名望的老学者的高度评价,“少年才子”之名很快在家乡传扬开来。

在1892年杨度17岁时,杨瑞生为他花钱捐了个监生名分,获得和秀才同等资格。这样一来,1894年我祖父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了。他不负家族期望,一举以顺天府乡试第55名考中举人,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上层绅士。这年,我祖父19岁。而当时各级科举考试中,士子中榜时的平均年龄,举人约为30岁。祖父以提前十多年的岁数获得举人资格,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这也助长了我祖父从很年轻时就有了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风,他这种“本性”持续了几乎一辈子。

1902年,祖父不顾老师王闿运和妹妹杨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留学,入弘文书院师范班学习。在这里学习五个月后,傲气十足的他向日本有名的教育家、日本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发起挑战,三次公开辩论日中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得失。这件事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轰动,大长了留学生的志气。

人物|我的祖父杨度

△杨度

执着的“湖南犟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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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诗话》中推荐杨度为“纯粹之湖南人”,在祖父身上,“湖南犟驴”的脾气也是最典型的。他虽然一生纵横中国政坛,但本质上是一个倔强的书生,而非一名政客,这是他在历史上的魅力所在,也是他的政敌和朋友一致公认的。

祖父自从留学日本获得研究世界各国信息的机会,就逐步明确了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不赞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意见,而与主张改良的梁启超过从甚密,成为在日本有名的“君主立宪派”。

数年中祖父极力推行君主立宪的主张,直到帮助袁世凯称帝失败。1916年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帝制。但祖父极为不满,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失。他在给袁世凯的辞呈中写道:“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采访这位已成为众矢之的的名人,祖父仍侃侃而谈:“……除君宪外,别无解纷止乱之方……”

袁世凯最后气急败坏,忧愤身亡,传闻他在弥留之际曾怪声高叫“杨度误我”。祖父闻言十分不服气,挥笔写就大字挽联,从灵棚的大梁直落地面,再次为自己的主张抗争:“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最后,护国运动推翻了洪宪帝国,祖父遭通缉遁入天津租界,研究起佛学,自号“虎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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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家纾难营救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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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的经历中有两个人对他有重要影响,一个是胡鄂公,一个是李大钊。

胡鄂公是我祖父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他觉得我祖父当时的佛学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相通之处,就给了他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刊,劝他看一看。

1927年3月,胡鄂公得到北洋军政府可能要实施镇压的情报,他先将李大钊保护在宣武门内自己家中,后又转移到苏联公使馆,他觉得那里更保险。祖父在熊希龄长女的婚宴上,从曾任外交总长的汪大燮口中得知政府要派员进入苏联使馆搜查的消息后,立即托词离席,一边亲自去找胡鄂公向其报信,一边叫我的父亲杨公庶去章士钊家报信,因为他知道章李两家关系最密切。

照理,4日离张作霖采取行动还有48小时的时间,李大钊要躲避是来得及的。但是,大部分躲在苏联使馆的同志都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八国联军入北京以来,还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而李大钊也说:“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负责人,我一走组织不就散了吗?”最后,只有四个同志逃脱。后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证实了此事。

李大钊被捕后,祖父与胡鄂公等商量组织营救事宜。胡一方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筹集经费进行营救。

为了与胡鄂公筹集营救经费,祖父甚至将寓所“悦庐”变卖,毁家纾难。胡鄂公还打算组织铁路工人劫狱。后因李大钊不同意,未实施。

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祖父和胡鄂公为了周济这些党人家属,或帮助他们脱险离京,所蓄为之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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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书法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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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曾有个计划写《中国通史》,最终没有完成,只留有一个提纲手稿。在我大姑杨云慧藏的一款有涂黑的手书原件中,可以辩认出祖父工整的亲笔手书,他以孔子和弟子各言其志的方式,阐述了心目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祖父从佛家无我主义到人道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认识的转变。至于祖父在组织上具体何时加入中共,成为秘密党员,王冶秋、李一氓、李淑一和夏衍等人均在1978年讨论过,收录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难忘的记忆》(1979)一书中。王冶秋的估计是在1926年至1927年,李一氓和李淑一认为大约在1928年,而夏衍则认为是在1929年秋。

1931年夏,祖父自觉病体一天不如一天,给自己写了个挽联总结自己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3月上)

稿件来源:《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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