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西渡:风景·自由·北大精神

未名导语

本期,“未名湖是个海洋”邀请到了85级中文系的西渡校友做客。谈起北大,最令他眷恋的是它的风景,即使走过无数山川,北大的景色仍深深的刻在他的脑海中。他还要感谢北大给予了他自由,这份自由不仅是日常学习生活的不拘束,更是思想上的自由。

今日校友

西渡,诗人、诗歌批评家。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初岸文学联合发起人。

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

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十月》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批评奖等。

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1998)《草之家》(2002)《连心锁》(2005)《鸟语林》(2010)

诗论集《守望与倾听》(2000)《灵魂的未来》(2009)

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2012)

说出来不免贻笑大方,北大最牵动我情怀、最令我眷恋的居然是它的风景。未名湖的波光塔影,在我,是作为世间最美的风景镌刻在记忆里的。

我见过苍莽的昆仑,雄奇的天山;我也见过苍凉的大漠,梦幻般的天池;我还见过浩淼的大海,从飞机上俯临过云海的变幻……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我对那一片并不宽阔的湖水和那一方并不怎么高昂的密檐砖塔的牵恋。那一片湖光永在我的心头荡漾着,那一点塔影也永在我的心头亭亭着。校园内四时林木的蓊郁,图书馆前大草坪泼地的绿,湖畔小径的幽邃,以及西门华表的巍峨,南北阁的秀媚,办公楼的庄严,没有一样不使系我系恋。置身宿舍区和教学区林立的新楼间,如今我已经需要频频问路了,但要是来到湖边,一切都还是那么熟悉,仿佛我昨天才刚从这里离去。我还能清楚地告诉你,我曾携哪位友人在哪条小径上流连,哪棵树曾在我潜心阅读时替我遮挡阳光,哪一朵花间曾停驻我依恋的目光(仿佛昨天的花依然开在今天的枝头?)……

对于一所有着辉煌历史的大学,却这般流连于它的声色光影,不能忘怀于它的一点湖山之胜,几栋建筑之秀,难免有买椟还珠之嫌,也足见我的肤浅和不可救药。但我有我的理由。且容我分说。我以为北大这一点风光的优异,在塑造北大人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特征上实际上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精神也需要呼吸的空间。北大的风景之胜便是北大人精神上呼吸的空间。当一个北大学子手握卷册在湖畔的小径上悠悠踱步的时候;当他疲倦的目光从书本上移开,不经意地滑过娴雅秀美的塔尖和檐角的时候;当他的耳畔忽然响起一阵悠扬的钟声或者传来一阵燕子的呢喃的时候,他便受到了另一种在书本里、课堂上没有传授的教育。他对生命的本质和自身的使命也一定会有另一番体悟。我以为这就是北大人身上那一份特殊的人格教养的秘密来源。试问,北大人从容澹泊,敢肩重任,而不以成败为意的气度胸怀,是在任何一所大学里培养得出来的吗?在高楼密布、一片拥塞的环境中,人的呼吸局促了,精神的血脉堵死了,人格也便委琐了。北大人万幸还有这一点风景做他们人格上的滋润。我要说,北大人的眉宇间是打着这风景的记号的。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疏浚未名湖,把湖水排干,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也因为建设新馆,面积大为缩水的时候,我心中其实是有一番难言之感的。我相信很多北大的校友,会和我有同感。学生增加,藏书扩充,图书馆该扩建自不待言,但是保留一片似乎多余的草坪,实际上就是为精神的呼吸保留一份自由的空间。谁能说这又不重要呢。北大以后进行建设的时候,如果能够充分考虑到风景和古老建筑对于人文教养的特殊价值,不再加以毁伤,则就是未来万千北大学子之幸了。

绿荫下的“一塔湖图”

说来好笑,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一直到上高中,求学也在乡村,所以对城市毫无概念。1985年考上北大,要到北京来上学。在我那未见世面的想象中,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定是处处高楼大厦,寸草不生的。实际上,我是怀着一片惶惑和恐惧之心迈下火车,踏上北京的土地的。当接新生的校车从北京站开出,由成府路进燕园,一路上看到两边高大繁茂的树木,竟使我惊讶不已。进了北大,那一片银杏流光的景色又使我的心安定下来。办完手续,将行李略收拾了一下,便迫不及待地约几个同学去逛校园。不觉间走到未名湖边,当我的目光与湖光相接的刹那间,我便立刻爱上了北大。

到北大不久,我给中学校的学生刊物写过一篇题为“请到北大来”的文章。现在还记得开首两句,“北大的阳光是明亮的,北大的空气是自由的”。风景之外,这自由便是北大对学子最大的嘉惠。

进了北大,真的是什么也没人管了。一切拘束中学生身心的东西在北大统统解除了。早上再没有体育教师粗暴的哨子在你耳边狂吹,上课听不听讲没人注意了,甚至去不去上课也没人过问了。班主任只是一个摆设,反正你一年也见不着几次面;课任教师只管上他的课,更不会来管你的闲事。因为缺课(很堂皇的理由,缺课能叫逃课吗?)成风,竟有不少学生到期考才与课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在北大四年,和先后两任班主任老师说过的话和我在北大吃过的早餐一样——数得出来。我在北大一共吃过两顿早餐。第一顿是在入学第二天,第二顿就一直要等到临毕业了。真好像我在北大只过了一天——一觉醒来,大学生活已成昨天。为了吃第二顿早餐,我特意熬了一个通宵——吃完早餐,就赶紧蒙头大睡了。比我高几届的一位中文系学长更是创了一月不下床的纪录。资格老一点的北大人会很自豪地告诉你,在北大你能成龙,也能成虫,之间的差异就在你自己的选择。以我个人的经验,这太自由的环境其实是很害人的。我的英语成绩眼看一学期一学期往下掉,但就是没人来提醒你学好外语的重要性,古汉语也没认真学——现在我四十岁了,这两样都还得一点点补课。长期熬夜,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身体也垮了。临毕业的时候,我心想,我一定要找一个需要按点上班的工作,好好把紊乱的生物钟调理过来,否则身体就要完了。这样我就到了我目前的出版社,一直按点上了快二十年的班。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北大所给予我的这份自由。它让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安排读书计划,并且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读书。我不大喜欢去图书馆,那里人太多,也太严肃,而且不见天日;我也不喜欢去教室占座,那里太拥挤,前前后后都是目光。我喜欢独自呆在宿舍,躺床上看书,或者带一本书到树丛中,草地上消磨时光。犯困了,可以以书当枕,就地打个盹儿,醒了可以接着读书,也可以到湖边溜一溜,养养神儿……正如上述,一些必修功课程我没学好,但我也选修了很多超出要求的课,读了很多课本以外的书。我刚入学的时候,金丝燕老师正给高年级开“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我和几个新生跑去窃听,还因此结识了不少高年级朋友。现在金老师不知在哪里?回想当年情景,她也会有恍若隔世之感吧?袁行霈老师给研究生开“陶渊明研究”,我作为本科生却也选了,而且结课的时候,还得了一个高分。外系的课,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去听,一点不用担心谁盘查你的身份。课外的闲书,我也算看了不少。走出北大的时候,我曾经口出狂言:天下好书都已读完(那当然恰是因为我读书太少)。如果一个比我更成熟、自制的人,能够充分利用北大的这份自由,他一定会比在一个谨守绳墨的环境中有更好的成绩。

生机勃勃的燕园

北大给予学子的另一样更宝贵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一切的教条在这里是遭到唾弃的。宿舍里,课堂上,饭桌边,到处是不同思想的交锋。我入北大之际,正好赶上了80年代“文化热”热得最厉害那几年,也可说是恢复高考之后北大历史上最令人怀恋的好日子。在那些年中,各种不同的学说、思潮不断从外面涌来,教师、学生无不充满了探求真理和新思想的热情。学生社团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讲座、报告无日不有……各样的新学说,实验电影、实验戏剧、先锋诗歌都纷纷来北大寻求支持。三角地一带的橱窗里,讲座、报告的广告一层摞着一层。那时期讲堂上的气氛也最活跃,最没有顾忌。北大人的嘘声在北京高校是出了名的。这对每个讲演者都是很大压力。无论你是名满天下的学者、作家、导演,还是权倾天下的当朝要员,如果不能以真学问、真思想赢得掌声,留给你的就只能是不留情面的嘘声了。在北大的讲堂上,没有任何权威,除了真理;没有任何权力,除了才华。崔键第一次到北大演唱,北大人也颇怠慢。后来张辛欣在北大讲演,疾言厉色批评北大学生,“北大人不能欣赏崔健,这是北大的耻辱!”但这次北大学生却没有报以嘘声,而是沉默。显然,北大学生并不是外界所说,听不得一点批评。后来,崔健再次到北大演唱,果然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但这当然不是因为张新欣的批评,而是因为一代青年从崔健的歌中听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1987年春天他们终于准备好了接受崔健。我说不清这是事出偶然,还是历史的规定,我也说不清这是该悲哀呢还是欢喜?我只知道在那个春天,时代的风向标变了,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结束了。而这正好发生在我的大学生活将半的时候。一代人的思索变得更加深沉。后来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思索的结果。

是北大教会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爱,去经历痛苦、欢乐和磨难,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思考、求索;不做影子,而做人——是北大教我们在“精神独立宣言”上签了字。

北大给了我们思想的自由,让我们在精神上得到成长,并把精神的独立当作终身的追求。

北大学子热爱北大、眷恋北大,就是热爱、眷恋这赐予人们思想自由的空气。

什么是北大人最突出的人格特征?我以为它不是任何别别的,恰是思想的尊严。1917年蔡元培先生长校,即提出“兼容并收,思想自由”为北大办学宗旨,自是北大才真正成为一个以“研究高深学问”为职事的新式大学,而学术、思想的尊严第一次在中国得其应有的地位。1929年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首先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而在师生间普遍赋有这一人格精神的,在中国大学中不能不以北大占一步先。北大人才情不一,学问根柢也各有深浅,但都拥有这一份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所赋予的思想的尊严。正是它给予北大人一种特别的神情风貌。很多时候你都可以凭这特殊的神情在众人中一眼认出一个北大人,尽管他可能早就离开母校,而且历尽了人世的沧桑。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真正的北大人是那些始终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真理、公义和自我完善的人。这一独立自由的意志已经成为无数北大人生命中的本质。不自由,毋宁死;不思想,无异死。北大自建校以来,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为了思想的尊严付出生命的代价,更有无数人为了它艰难备尝,辗转、匍匐在社会的最底层。北大的声誉就是建立在这伟大的牺牲的基础上。值此校庆之际,我们尤当追怀这些牺牲者的光荣。而北大要继续赢得未来,仍要依靠这伟大的牺牲。

所谓北大精神的魅力就是由这特出的人格所孕育和散发出来的。北大精神的实质就是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力量,也只能是来自自由思想的智慧的力量。

北大人绝不随声附和权威。如果北大人也失去了思考的勇气,我们的民族、国家一定面临着大难,又岂止是北大的不幸?文革中的北大是一个惨痛的话题。其至惨至痛不在有多少北大师生受到了惨酷的迫害,也不在校园设施受到多严重的毁损,而在于精神上的被阉割。北大要拥有未来,就要记住这惨痛的一页。

基于公义,北大人可以做到万众一心;但北大人却不会因私利而结党。一个单位北大人再多,也不会成“帮”。以世俗而言,这一点使北大人很吃亏。但是北大人磊落的胸怀,却可以在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中正风气,明是非。一个单位里如果有一二北大人,当权者就不敢过分胡来。这就是所谓邪不压正。

北大人多业务骨干,却少政治领袖。因为北大人谋事,但不谋官。这也是秉承了蔡校长的遗训。以世俗利益计,这未免失策;但站在公义的立场,这是大道。

北大可以不做中国的领袖,但要做中国的魂,努力引导中国往光明去。

北大也可以不做中国的头脑,但要做中国的脊梁,把民族、国家的未来担在自己的肩上,努力往光明去。

虽然身上背负着黑暗,但仍要努力往光明去。

北大的人格不灭,便是为中国保存着一点火种。

北大的精神不死,便是为中国保存着一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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