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沃中华

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以军人的鲜血为代价的。沙场,即杀场。悲伤,血流成河。尤难忘东北军在长城抗战中高呼的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70年前的今天,日本正式宣布投降;7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当年中国军人浴血沙场的惨烈情景。

血沃中华——70年前中国军人的50个浴血片段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被严令不准抵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像杀红眼的野兽一样肆意杀人,却不敢开枪反击,无不捶胸顿足,心急如焚。在东北军第7旅621团3营,一个士兵两眼喷火,声泪俱下地叫道:“狗日的小日本打到眼前了还不让开枪,想让我们呆在这等死啊!哪个汉奸王八蛋说的不让打,老子真想先杀了他!当这样窝囊的兵,这是丢祖宗的脸啊!”一边说一边撕扯胸口的衣服,又把头往墙上撞,撞得头破血流,血染墙壁。

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在北大营巡视时,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冲到他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道:“参座!你快救救弟兄们吧!再不打,兄弟们就白白死了啊!”说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赵镇藩气血上涌,让传令兵传话:“给我把进入大营的鬼子统统打出去!其他部队火速撤离!”后来有人问他为何违抗军令,赵镇藩沉痛地说:“违抗军纪,我甘愿受过,要杀要贬随你们便。可我赵镇藩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3000万东北父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在日军强大的火力下,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626团损失惨重,但团长石世安坚守不退,一刻不停地在各据点之间来回奔波,并声嘶力竭地喊:“弟兄们,记住我们的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个人争人格!”

山海关之战中,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626团1营营长安德馨激励将士们说:“我们既然作了军人,即是以身许国的人。到了战场上,希望生还,算不了军人;死在战场上,要想留下整尸首,算不了军人。我们军人,能不畏牺牲性命,这才叫以身许国;尽军人天职,才不负人民血汗饷需,国家的委任!”

因中日两国武器装备的悬殊,中国士兵伤亡极为惨重。参加长城抗战的郑洞国将军回忆:“在日军机械化猛烈的火力下,我在望远镜中,看着士兵们一排接一排地在战斗中一个个倒下,白白牺牲,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另一位将军也回忆道:“所谓八年抗战者,国军没有好的装备,士兵们连吃饭都吃不饱,而所以还能与日军对抗者,无不是一级压一级,硬逼着士兵一个个用性命冒锋、作牺牲而换来的‘悲惨胜利’。”

1933年7月,吉鸿昌率部攻打察哈尔多伦县。因日军火力太猛,吉鸿昌打了几天也没打下来,最后亲自率领敢死队,裸身上阵,结果还是被日军的凶猛火力压了回来,伤亡惨重。吉鸿昌给冯玉祥发电报,请求增援,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后,一拍桌子,给冯玉祥回电:“打不下多伦,我就不回来了!”说完,继续组织敢死队,终于在第二天破城!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

江阴海战中,海军部次长陈季良被任命为江阴封锁区总指挥。到任第一天,陈季良就召集全体官兵,宣誓道:“军人当忠于职守,勇于从战,以身报国。在陆地战场,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战场,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不管战场环境如何险恶,人人都要杀敌致果,坚持用最后的一发炮弹或一颗鱼雷,换取敌人的相当代价!”在战斗中,陈季良虽数次受伤,但坚决不下军舰,始终岿然屹立于甲板上。

淞沪会战时,第8师师长陶峙岳率部从陕西增援上海。在蕴藻滨一带,第8师以血肉之躯,硬抗日军的海陆空联合部队,坚守阵地达21个昼夜。后来,陶峙岳回忆道:“我们必须与阵地共存亡。无论官兵,思想上只有国家民族,个人安危均已置之度外。……后来有人问我,在当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坚守21个日夜?我说,就是两个字,‘死守’。”

1937年9月,18岁的张文治跟着第20军北上抗日。因战事紧急,20军临时在苏州设立“留守处”,伤病员都留下,其余的人轻装上阵,火速赶到淞沪前线。在战前训话时,面对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们,长官只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阵地不失!”年轻的张文治小声问:“一切代价是什么代价?”长官说:“就是你死了,阵地也不能丢!”张文治晚年回忆说:“这句话一下子让我明白了战争的残酷。”

血沃中华——70年前中国军人的50个浴血片段

1937年10月2日,四川西充县,八百多名抗日义勇志愿军举行誓师大会,志愿北上抗日,舍身报国。时年20岁的李宏毅热血沸腾,当即要求报名参军,却因个子小,被拒绝。李宏毅说:“我抗日决心已定,不要我上战场,当勤务兵也要跟着你们!”抗战胜利后,八百多名热血男儿,只有李宏毅一人生还,其余全部血洒中原。

1937年10月10日,忻口战役打响前,第14军83师奉命驻守忻口西北的大白水村。10月12日晚上,一位营长召集部下,说:“明天凌晨有一场最难的战斗,连我这个营长很可能也活不下来。现在我宣布,我死后,连长当代营长,各连长、排长、班长都指定自己阵亡后的职务代理人,每一个人,活着要站在这个阵地上,死了也要死在这个阵地上!”血战三天后,该营几乎全军覆没,但日军始终无法前进一步。

1937年10月,娘子关右侧的旧关失陷,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弘让孙连仲派一个营去夺回来,并声称奖赏五万元。孙连仲把第27师一个营的营长叫来,说只要把旧关夺回来,黄长官重赏五万元。这位营长爽朗地说:“赏什么喽!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即令牺牲了,只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在哪儿立一块碑来纪念我们这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血战后,这个营只回来几十个人。

1937年10月12日,日军向山西娘子关发起猛攻,扼守娘子关正面阵地的38军17师浴血奋战,从枪战,到白刃战,最后打到石头战、木棍战,15天后,全师已仅剩两千余人。军部下令撤退时,师长赵寿山望着阵亡的一万多将士,悲从中来,一夜间须发皆白。

在山西娘子关南峪车站,经过一场恶仗,仵德厚部下只剩17人。日军教官喊道:“你们弹尽粮绝,又无援兵,消灭你们轻而易举。如果放了你们,你们还敢和皇军打吗?”仵德厚毫不客气地道:“军人只有战死沙场!我们一定要打败你们!”日军教官沉思片刻,命令全体日军列队给他们送行。后来仵德厚回忆说:“我从军几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战士们也都呆住了。相信鬼子兵吗?大家都看着我。我命令大家:‘站起来,走出去,再打!’我们17人互相搀扶着往外走。这时,所有的日军都向我们行注目礼。这是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他们!”

1937年10月23日,第7军171师511旅将士已拼得所剩无几,旅长秦霖对剩下的将士们说:“你们要记住,哪怕还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到天黑。天黑以后援军就会赶到发起反攻。我作为你们的长官,已感到自豪。看看你们面前,日本鬼子的尸体布满阵地,是你们的骄傲。再看看你们身边,众多弟兄的遗体尚未冷却,我们没有理由停止战斗。”秦霖又看了一眼大家,大声说,“要是有弟兄能活着回到家乡,请告慰我们的父老和家人,他们的子弟兵没有给广西父老乡亲丢脸!”

1937年11月,日军打进山东,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部仓皇南逃,并致电聊城县县长范筑先:“黄河以北再无中国军队,你如现在不撤,以后就来不及了。”范筑先把电话扔掉,通电全国:“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在战斗中,范筑先次子、年仅18岁的青年挺进大队队长范树民壮烈殉国,范筑先又将次女范树琨任命为青年挺进大队队长,继续与日寇殊死搏斗。

1937年11月,日军向浙江嘉善进攻,戴季韬率128师驻守嘉善。血战五昼夜后,日军已突破外围最后一道防线,直逼嘉善县城。戴季韬召集全体将士,大声说:“128师的弟兄们听着,我们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就是想跑也跑不过日本鬼子的战车。我们只有拼死一战,坚守浙江门户。我宣布,团长牺牲了一营长代,一营长牺牲了二营长代,连排长官以此类推,士兵有权枪毙临阵脱逃的长官!”血战七天后,128师已仅剩三分之一,但没有一人后退。

南京保卫战中,守卫水西门的是第51师153旅306团。日军见久攻不下,就组织了敢死队,向守军发起自杀式进攻。守军眼看抵敌不住,某排排长找到团长邱维达,申请组织敢死队,跟日军敢死队以死相拼。邱维达望着这个排衣衫褴褛但神情坚定的将士们,问:“你们知道当敢死队意味着什么吗?”将士们齐声回答:“死!”邱维达热泪盈眶,大声喊道:“是以死报国!”全排将士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列队出发,再也没有回来……

血沃中华——70年前中国军人的50个浴血片段

南京沦陷后,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刘庸诚带着一个传令兵来到江边,四处寻找船只渡河。江边有很多散兵游勇,都在寻找船只,刘庸诚不小心跟一个士兵撞了一下,那个士兵满眼冒火,但他没有看刘庸诚,而是冲后面的五个战友叫道:“这跑得也太窝囊了!都是当兵的,我们怕过谁!不跑了,不怕死的都跟我回去,小日本儿也不是三头六臂,大不了跟他们一命抵一命,也比这么窝囊地跑痛快!”

1937年12月12日深夜,装甲兵步兵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芃,带着几个残余的士兵在下关登船撤退。因为船太小,几辆战车无法运走,刘树芃就下令炸掉。这时,两个汽车兵和两个坦克兵跳下船,说,我们不走了,留在这打鬼子。刘树芃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的任务是撤退。四个士兵说,现在就有鬼子打,为什么还要等以后?战车上还有武器,不能白白炸掉!刘树芃无奈,说,你们排长呢,我跟他说。四个士兵说,谁说也没用,我们自己负责!说完,跳上战车,向黑暗里开去……

日军王牌板垣师团在临沂遭到庞炳勋阻击,寸步难行,板垣征四郎急调飞机大炮,对临沂疯狂轰炸。庞炳勋部损失惨重,连马夫、伙夫、担架兵都被派上了前线。眼看部队就要全军覆没,部下急劝庞炳勋撤退,给部队留点种子。庞炳勋仰天长叹:“我年将六十,一腿尚瘸,毫无牵挂,能参加保卫国家的抗日战争,是生而有幸啊!如果能在中国复兴史上增添光辉的一页,固然是我的愿望,即使把我们壮烈牺牲的事迹在亡国史上写上一行,也算对得起祖宗啊!”

徐州会战时,第3集团军某班,班长姓黄,外号老滑,在一次战斗间隙,对士兵小赵说:“哥哥我害了你,你不怨我吧?”小赵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老滑说:“要搁以前,仗打成这样,我肯定带着弟兄们撒丫子跑了,反正给谁当兵都一样。但今天不一样,咱们打的是鬼子,韩复榘一枪未放丢了济南,结果被蒋委员长给毙了,咱第3集团军成了后娘养的。虽然我不怕什么狗屁军法,但咱们如果退了,咱们的父老乡亲在背后肯定要被鬼子祸害,所以今天咱们就算是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1938年3月27日,日军矶谷军团63联队进攻台儿庄东北角,守城的第31师因装备落后,死伤惨重,4个团长伤亡了3个,12个营长只剩下2人。31日,31师已快弹尽粮绝,师长池峰城召集部下商量对策,158团3营7连连长王范堂站了起来,说,7连尚有57人,可组成敢死队,不成功,则成仁。当夜,57名敢死队队员手握大刀,腰挂手榴弹,列队集合。池峰城让军需官带来银元,宣布每人赏30块大洋。队员们纷纷把银元扔在地上,说:“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要钱干什么!”1个小时后,日军溃退。

1938年4月2日,孙连仲给李宗仁打电话:“第2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感谢长官的大恩大德!”李宗仁出于全局考虑,未能同意,让孙连仲继续死守两天,等待援军。孙连仲扔下电话,亲自到前线督战,已快弹尽粮绝的池峰城师长问是否可以撤退,孙连仲沉默片刻,冷冷地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再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1938年4月,滇军第60军在台儿庄东南处的禹王山与日军血战。军部在禹王山下的火石埠村布置了一个机枪阵地,最后只剩下杨正发一个机枪手,硬是阻击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最后撤退到团里时,杨正发被日军击中,子弹从前胸进入,又从背上钻出来一半。团长亲自为他取出子弹,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死也划算了,火石埠的机枪掩体都被我用遍了,变换了几十个阵地,鬼子倒在我机枪下的多了,我赚了!”

在台儿庄禹王山战役中,第60军184师师长张冲对将士们说:“我们彝族老祖宗三十七蛮部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箭者,奖;背后伤刀箭者,刀砍其背。我们184师决不能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顿时,全军肃然。战斗最激烈时,544旅旅长王秉障亲自冲上前线,跟日军拼起了刺刀。在干掉十几个日军后,王秉障的前胸中了一枪,但他并没有倒下,而是强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敬了个礼,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说完,怦然倒地。张冲抚尸大恸。

1938年,日军侵入山西汾河。120师359旅奉命打退日军,夺回汾河。领命后,旅长王震让人做好一口棺材,放在门口。临阵前,王震站在棺材上,对全体将士大声说:“我没有什么动员令,只要军号一响,我肯定会带头冲在前面,要是我死了,就装进这口棺材里!”将士们热血沸腾,仅用一天一夜,就将汾河夺了回来。

血沃中华——70年前中国军人的50个浴血片段

1938年9月,第32军142师奉命参加万家岭战役。9月29日,142师开始围攻麒麟峰,炮兵营营长陈锐霆率部加入战斗,几乎每炮必中,将日军火力死死压住,最终全歼守卫麒麟峰的日军宫崎联队。战后,陈锐霆登上麒麟峰,见遍地都是日军尸体,且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死于大炮,陈锐霆仰天长啸:“与日军交战数次,惟独这一仗打得痛快!”

1938年9月,日军王牌第13师团进攻武汉。第71军奉命在富金山阻击日军。仅仅几天时间,阻击任务最重的36师,就由一万多人锐减到一千人。9月9日,军长宋希濂来到36师,望着憔悴得像鬼一样的师长陈瑞河,安慰说:“孙总司令来电话说,战区对你们表示嘉慰,并报请军委会为你们嘉奖。”陈瑞河一挥手,说:“死了的弟兄们是不会要功求赏的。你痛快地说,我们还要守几天?”“连今天在内,至少两天。”陈瑞河只回答了一个字——“好”。

1939年6月,第27军奉命前往山西垣曲阻击日军,行到沁水时,因山洪爆发,桥被冲垮,军长范汉杰急命46师工兵营搭桥。工兵营营长姜庠璧当即率领全营砍树搭桥,但洪水太大,搭了几次都被冲毁。姜庠璧望着停滞不前的大军,对全营官兵吼道:“我们平时都说为国捐躯,现在就是需要我们牺牲的时候了!为了打退日本鬼子,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水里!”说完,带头跳下了滔滔洪水,紧接着,全营官兵全部抱着木头跳了下去,连成了一座坚固的浮桥。三天两夜后,大军顺利过河,全营官兵也在水中泡了三天两夜。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王耀武率74军奉命于江西高安阻击日军。王耀武以51师为主攻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终因实力悬殊,高安城失陷。老上司俞济时打来电话,说鉴于51师伤亡太大,想让58师接替51师攻城。王耀武嘶哑着声音说:“51师就算只剩1个人,也是主力,谁也不能替。”说完,组织600人敢死队,每人一碗酒,50个大洋。敢死队员们捧起碗,一饮而尽,50个大洋却没有人动。第二天凌晨,高安城收复,600名敢死队员仅回来28人。

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第5军新22师与日军血战。在一次战斗中,某营几乎全军覆没,仅剩营长带着几个警卫员逃了回来。副师长廖耀湘对营长说:“你要死还是要活?要活的话我再给你一个营的兵力,你给我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营长二话不说,带着人又回了阵地,一番血战后,终于将阵地夺回。当满身是血的营长回到廖耀湘身边时,廖耀湘点了点头,说:“有种。”

1940年3月,第2军第9师在撤退时被日军包围,师长郑作民壮烈牺牲。蒋介石事后得知,郑作民牺牲时,第9师竟然全然不顾,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找回了郑作民的尸体,蒋介石雷霆震怒,下令取消第9师番号,改名为“无名师”。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实为军人的奇耻大辱!新任师长到任后,在每一名官兵佩戴的臂章上,都印上了八个字:“进就不退,守就不走”,以此明志。一年后,“无名师”因战功卓著,重新恢复第9师番号,全师官兵泪流满面。

1941年5月14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率残部转移时被日军包围,几次突围都被打回来,部下劝刘茂恩:“司令,您换上百姓的衣服,我们掩护您逃出去。”刘茂恩道:“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是我的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完,拔出手枪准备自杀殉国,被部下拦住。就在众人准备集体殉国时,突然风雨大作,日军纷纷撤离,刘茂恩这才率残部逃了出来。

日军柳川第10军团在一次跟川军作战时,指挥官很奇怪对方的士兵为什么用大炮轰炸都不撤退半步,到死都牢牢地站在那里。等战斗结束后才发现,原来川军士兵们的脚都用铁链子牢牢地固定在地上。指挥官让翻译问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兵为什么把脚锁在地上,这个伤兵瞥了一眼翻译,说:“老子是四川人,这叫血战到底!”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第10军预10师驻守在长沙南郊防区,师长方先觉将防区分成三条线,各设精兵镇守。1942年1月1日晚,战区司令薛岳打来电话,问预10师能守几天,方先觉回答:“一个星期。”薛岳问怎么个守法?方先觉没有回答具体守法,而是直接说:“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薛岳也回应了一个字:“好。”这就是军人,简单直接,斩钉截铁。

血沃中华——70年前中国军人的50个浴血片段

1942年5月,远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失利后,把无法带走的重武器、车辆等装备通通销毁,向布满危险的原始森林撤退。当时,军中尚有1500多名伤病员,无法跟随大部队撤退,都留在莫的村。为了避免被日军俘虏,5月21日凌晨,1500多名伤病员来到村外,集体自焚。等村民赶到时,已全部殉国。第5军军长杜聿明闻讯后,率部下向着1500名烈士的方向,默哀良久,一字一顿地说:“光庭(杜聿明字),只要一息尚存,誓灭日寇,报此仇,雪此恨,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

1943年5月,日军集结10万大军,逼近湖北宜昌石牌要塞。18军11师师长胡琏率领全师将士,一起祭拜天地,祭天誓词曰:“陆军第11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常德保卫战中,57师170团3营9连1排负责驻守鼎新电灯公司。几个小时后,排长李少兴发现,身边的士兵只剩下5个人了。这时,营长宋维钧派传令兵来让他撤退,李少兴说:“俺李少兴从山东打到湖南,从来没有在战斗中学会撤退。守下去,多守一刻是一刻!”又对传令兵说:“回去报告营长,我这里算我是6条好汉,我和营长都是山东人,我没给山东人丢脸!”传令兵被感染了,说:“报告排长,你们的人太少了,我愿意留在这里帮着干!”

1943年12月1日,日军进攻位于常德春申墓的碉堡。碉堡内是机关枪第1连连长高长春率领的6个人,被日军的毒气弹熏得失去了作战能力。高长春强打起精神,挺起机枪向日军密集处扫射,子弹打完了,又拿起手榴弹往外扔,手榴弹也扔完了,高长春已精神恍惚,勉强抓起话筒,向上司报告:“报告长官,机1连连长高长春,奉命死守春申墓碉堡,与碉堡共存亡,现在职受伤多处,弟兄全部殉国……火焰好大,已烧进了碉堡,中华民国万岁!虎贲万岁!”

1944年8月5日,衡阳保卫战,日军投入11万兵力发起总攻。驻守衡阳的第10军已仅剩一千余人,军长方先觉召集部下开会,讨论出路。第3师师长周庆祥提议趁日军尚未包围,率众突围出去。方先觉一拍桌子,说:“不能突围!如果我们走了,伤兵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日本鬼子不遵守国际公约,他们会屠城的!这些伤兵都是我们生死与共的弟兄,丢下他们,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的部下?!”众人泣不成声。

衡阳保卫战中,预10师30团3营驻守张家山阵地,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营长周国相对筋疲力尽的将士们说:“弟兄们,我们再最后冲一次,因日军火力太强,成功基本是不可能的,战死是很难避免的,所以这次不勉强大家,愿上的就上,不愿上的在后面掩护,等冲锋结束了,再跟蒋副营长撤。”全营将士已没力气回应,但当周国相往上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掉队。喊杀声停止后,蒋副营长抹了一把眼泪,带着伤兵们一步一回头,艰难撤退。

衡阳保卫战中,预10师30团7连奉命驻守停兵山,一番血战后,加上连长张田涛,全连只剩4个人。师长葛先才给张田涛打电话,要他退回来,张田涛回答:“师长,不必了,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的死,一则以报国家,二来报答师长这些年来的栽培和爱护之恩。自古男儿谁无死?我自认为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于公于私都好。……我只有一个愿望,我这支驳壳枪还有60多发子弹,希望能将子弹全部射出后才死,师长,鬼子冲上来了,我要战斗了,保重哇!”

衡阳保卫战中,第10军工兵营在阵地前挖了一条很深的战壕,下面铺满了带倒钩的铁丝网。7月27日深夜,600多名日军向工兵营进攻,全部陷入战壕,动弹不得。工兵营营长陆伯皋带着10名机枪手,对着战壕一阵扫射,600多名日军顿时命丧黄泉。陆伯皋望着600多具尸体,感慨道:“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兵,长叹折损阳寿,要不是你们丧尽天良侵略中国,我哪敢用这个毒计!国仇家恨,就算折损阳寿,我也顾不得了!”

衡阳保卫战中,罗文波担任特务排排长,数次带领敢死队杀鬼子,后来他回忆道:“一有任务了,我就光着膀子,背一把大刀,非常兴奋。晚上日本兵睡觉时,我带人悄悄摸过去扔手榴弹,然后提着大刀守在营房门口,日本人出来,一刀一个。白天磨刀,晚上杀鬼子。夜里天很黑,分不清敌我,我和战友就脱光衣服,只剩下个裤衩,一路爬行,摸到穿衣服的就砍。每天晚上回来,浑身是血,就让当兵的往我们身上泼水,那感觉,非常痛快!”

血沃中华——70年前中国军人的50个浴血片段(图:青天白日勋章)

衡阳保卫战中,第5军48师火炮营营长命令副营长杨光荣率领残部夺回西禅寺高地。杨光荣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30发子弹,8枚手榴弹,正要出发,传令兵李扬拉住他说:“连步兵师都守不住,你带这几个人不是白白送死吗?”杨光荣回答:“军人守土有责,一连失了,我们就要拼命夺回来。我只知道军人应当忠勇为国,只知道壮士赴命万死不辞,即便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1944年9月1日,蒋介石给松山前线的第8军发去电报,要求第8军务必在“九一八”国耻日前攻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按军法处置。副军长李弥看完电报后,亲自率领敢死队,与日军展开决战。6日,浑身浴血、已不成人形的李弥被搀扶了回来。7日,当松山终于被拿下来的消息传来后,李弥呆呆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两行热泪喷涌而出。

1945年5月的湘西会战中,李天霞率领的第100军将日军116师团109联队重重包围。此时的中日军事力量已经发生逆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已领先于日军。围攻10天后,109联队已仅剩1000余人,联队长泷寺保三郎见走投无路,试图缴械投降,这是日军侵华历史上第一次。但是,李天霞并没有理会,继续指挥军队猛攻,并命令所有将佐全部赶到前线,誓将日军全部消灭!战后,当有记者对此提出质疑的时候,李天霞怒目而视,不发一言。

在抗战类影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镜头:在战斗的间歇期,战士们都凑在一起,讨论着胜利后回家做什么,画面非常温馨感人。但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说,在真实的抗战战场上,战士们绝不会谈论这些话题,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牺牲,所以谁也不会去想胜利后自己该干什么。战士们之间说的最多的话题永远都是女人,甚至是一些下流、龌龊的话题,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暂时忘记战场的残酷与死亡。

对抗战之惨烈,处于最前线的中下级军官(少尉至上校)最有发言权。据军政部统计,1937年抗战爆发时,中下级军官共有13.4万人,到1943年,这批军官仅剩3758人,牺牲达13万人。为了补充这些中下级军官的缺口,正规军校开始大量开办速成班,即使这样仍然入不敷出,只能从士兵中临时提拔,军事指挥素养自然很难保证。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3年的6年间,每年需要新任命中下级军官达4.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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