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情怀 转载


  母亲的情怀

梁毅/李国征
 

 
      我叫康忠琦,是三冶电装公司电控厂的卷线工,今年47岁。1979年11月的一天,我的8岁的儿子褚晖在参加期末考试时,感觉左耳听力不好。我带他去找医生。由于医生极端的不负责任,给我儿子留下了终生痛苦,——一起医疗事故,导致孩子双耳全聋。

       我背着年幼的孩子,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医院,找了许多专家教授,孩子的病却毫无好转。在上海,绝望之中,我曾经恳求医生把我的听觉神经移植到孩子身上。医生说:“你爱孩子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如果手术出了故障,岂不误了你们娘俩?……”

        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进入了无声的世界。

       从上海治病回来,小褚晖的吐字就不太清晰了。俗话说,“十聋九哑”,听力的消失,使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严重破坏。我接受别人的劝告,准备送他去聋哑学校。那天早上,当我带着他走到聋哑学校大门外时,他突然哭起来说:“妈妈,我不进聋哑学校,我会把语言忘了的。将来耳朵好了,不会说话可怎么办呢?”孩子的乞求使我的心一阵颤抖,一阵酸楚,我一把拉起他的手,离开了那里。

       回到原来的学校后,他耳聋听不到老师的声音,只能靠看课本。为了不使他丧失语言能力,我千方百计教他看我的口型,一句一句地教,他不懂的地方,就用笔写。可我只上过7年学,初一的课程还可以辅导,到了初二困难就多了。我只得一边学习,一边辅导他。我逐渐领悟到,人的一生,很可能遇到各种不幸的事。作为母亲,无论怎样悲伤,也一定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我决心以一个母亲的耐力,点燃他心中希望的火花。然而,1984年,孩子终因疾病影响进入高中考试中落榜了。

       这是我预料中的事,但孩子却非常痛苦。为了鼓起他的勇气,我找出一位医学教授送的《海伦·凯勒》这本书。我对孩子说:“海伦双眼、双耳和嘴都不好使。你要比她强得多。海伦有安妮老师,妈妈就是你的老师。你相信妈妈,一定要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孩子一头扑进我的怀里,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从此,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的羊肠小道。

       一天晚上,我的姑姑、姑父拿着一张报纸来到我家。一进门,姑父就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辽宁文学院中文系招函授生了。”我和孩子一商量,第二天就报了名。

        1985年1月,文学院开学了。每星期日全天面授。可孩子听不见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口型。怎么办?左思右想,苦无良策。蓦地,一个近于荒诞的念头涌上脑际:我去替他听课。

       从此,我拿着儿子的听课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人了这所大学校门。

       刚开始时,总有人间我:“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念书呢?”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说是替儿子念书,更不愿意说我儿子是个聋子。一位母亲的想法,是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的。

        当时,函授站设在鞍山商业中专,往返要走20多里的路。两年半来,不论炎热的夏天,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我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听课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就连老师讲个笑话补充课文,也要尽可能地记下来,回家讲给孩子听。我想尽办法,把孩子的思维带人课堂,我的文化功底差,刚接触高校教材感到难极了。尤其是古代汉语,听得我头昏脑胀,理不清头绪。

       可我要是学不会,怎么教孩子呢?

       每次下课,我总是跟着老师问这问那。中午,别的学生吃饭去了,课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边啃干面包,一边补记老师讲的问题。我最心疼的不是钱,是时间。时间,对我这个奔50岁的人来说,是多么宝贵啊!

       我所在的班组,实行计件工资制。每天的工作量很大。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晚饭过后,多想早点上床歇歇乏,看看电视。可是不行啊!每晚8点开始,是我们娘俩学习的时间,任何事情都不能侵占。家里的桌上、床上摆满了《辞海》、《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有的书字太小,我只好借助放大镜和老花镜。每天娘俩要学到半夜。

        1985年冬的一个星期天,下起鹅毛大雪,风卷着雪花扑打在窗上,发出一阵阵“沙沙”声。我患了重感冒,浑身又酸又疼,难受极了。然而,看见孩子为我准备好的书包和那期待的目光,我硬挺着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身子向学校走去。晚上回来,孩子早就在路边等着我了。娘俩一见面,他抱着我直打转。刹那间,我浑身的酸痛消失得一干二净。其中的乐趣,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还有一次,孩子他爸出差了。我去上课时,把钥匙忘在家里。晚上,我冒着大风雪,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地从学校回来。怎么敲门也无济于事。我又冷、又饿、又累,坐在外面的石头上,望着楼上窗口的灯光,各种复杂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直到孩子感觉不对,从窗户往下张望时,才发现了精疲力尽的妈妈。进了屋,他含着泪珠,为我焐手。此情此景,使我忘记了一切疲劳。也许,天底下只有做母亲的能从那难言的苦涩中品尝出无尽的甘甜来。

       对我们娘俩来说,学习就象爬山,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有一次,我教他诗词格律,“平平仄仄”怎么也讲不清楚。用嘴讲,有的口型看不准;用笔写,有的意思又表达不明白。孩子不耐烦了,干脆把书推到一边说:“这么难,我不学了。要是我耳朵不聋,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似地夺眶而出。孩子一见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妈妈,妈妈,我错了,我不惹你生气了,我一定好好学……”我擦去眼泪,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1985年6月,文学院举行第一次考试。那天,我把孩子送进考场,对监考老师说:“这个孩子听力不好,有什么事,麻烦您用笔写给他。”然后,我拉住孩子的手,鼓励说:“祝我儿成功!”他点了点头说:“妈妈放心!”考试结果,褚晖的古代汉语和文艺理论分别获得91分和94分,在同学中名列前茅,受到院长的表扬。

       1986年年底,褚晖一下子参加了4科考试。12月8日,考试发榜了。我怀着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情,匆匆忙忙赶到学校看榜。当我看到孩子4科全部合格时,乐得差点蹦起来,骑上车子,拼命往家跑。刚一进屋,他就扑过来抱住我。我们娘俩高兴地转啊,转啊,直到累得倒在床上。那天,我和孩子都哭了。

        1987年6月28日,孩子通过了最后一门功课,几年的艰辛和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为了打好基础,他还参加了自学考试,已经获得了9科结业证书。并自学了书法、绘画、篆刻、盆景艺术等。我知道,对孩子一生来说,这还仅仅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长。但无论怎样,我都要同他一起走下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即使我闭上了双眼,心里也是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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