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下)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九、 近代中国为什么挨打?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学家总结近代中国历史的得出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更加仔细地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腐败就要挨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纺织工业上,西方的纺织品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也失去了成本优势。因此,英国不得不继续用鸦片代替白银,支付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的真正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其坚船利炮令清政府胆战心惊。但是,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4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更何况,清军与英军的武器装备的差距,远远小于110年后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军队的差距。事实上,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布防下,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海防坚固,英军不敢进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区,则由于将领腐败无能而缺乏防御能力。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4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甲午海战的情况亦相似。经过多年的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的军舰和武器性能略胜日本,但是,政权处于王朝末期,官僚腐败不堪,士兵纪律涣散,训练有名无实,终于败在日本人手中。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共产党军队的制度相当粗糙,既不如西方军队,也不如清朝军队,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下降。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对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当然,这种精神力量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组织高层追求物质的力量逐渐上升,组织体系转而腐败。组织领导者不再强调精神,而开始强调制度,默认全盘西化的道路,国家才又趋衰落。

  换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主流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清末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错误,而是“中学并没有为体”的错误。慈禧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学”呢?一个见识短浅、权欲薰心的当政者与儒家所希望的圣人君子,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与洋务运动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口号是“和魂西体”,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日本不是成功了吗?

  十、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设持久。但是,建设制度、维护制度、更新制度,这一切难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吗?辛亥革命后,中国也搞过一段议会选举,但是参与者不是利用议会制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利用议会为集团乃至私人利益服务,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引来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闹剧。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强调用个人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义利之辨被完全颠倒,结果,恰恰应了儒家的先见之明,“上下交征利则国危”,贪污腐败渗透到权力体系的每一个角落,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利益被廉价拍卖,经济和社会险象环生。虽然制度叠床架屋、左右牵制,但是相互牵制变为层层合谋,腐败倒日益集体化、制度化了。

  有人可能会想,这不是制度化的问题,而是制度化不彻底的问题。那么,怎样算彻底呢?当然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然而,跨国公司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操纵选举,政党轮流坐桩分肥,这是第三世界各国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现实。欧美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在资源充沛、市场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年代,这种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较好地协调各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一旦上述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不具备,则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国、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新世纪之初,由于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公民的消极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又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抛弃了贵族共和、开明专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独断独行。

  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著名戏剧演员和反战人士查尔斯·卓别林因此被迫离开美国,移居瑞士。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

  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也绝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设和维护一个良性的制度和市场,需要有一大批具有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对此,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市场和制度,是与人的物质性相联系的;道德和理想,是与人的精神性相联系的。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性,因此不可能没有市场和制度。马克思曾经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取消商品货币,这是对人的物质性缺乏充分了解,也是对人的精神性缺乏充分了解。智慧有高下,兴趣有强弱,视野有宽窄,经历有顺逆,体会有深浅,这些都将使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有“贤与不肖”巨大差别的成人,即使在某个理想社会里亦如此。“贤者” 能够时刻考虑全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能够抵制色、香、味、听的感官诱惑,能够认清有限人生与无限世界的关系;“不肖”者则相反,总是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总是考虑眼前利益,“好了伤疤忘了痛”,并且很容易受各种各样的感官诱惑的吸引。“贤者”在任何社会都可能是少数,而“不肖者”则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是大多数。不幸的是,“不肖者”的行为更符合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而“贤者”的行为更符合唯心主义对人的定义。马克思一方面设想未来的人都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人”,也就是精神力量绝对主导物质生活的人,即“贤者”,从而高估人的精神性;另一方面却认为“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从而高估人的物质性。这是一个逻辑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派长期论战的理论基础。“精神派”认为“物质派”是修正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物质派”认为“精神派”是“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不懂得历史规律”。

  由于多数人的物质性高于精神性,对短期和个体利益认识得更清楚,因此社会不可能离开制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个体利益置于长期和整体利益之上,则制度不可能持久,社会亦将随之瓦解。更进一步,离开了人的精神性,离开了少数精神性高于物质性的领袖型人物,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部落、企业、家庭还是国家,将既不可能出现,亦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壮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物质性一度受到忽视。社会主流舆论要求“人皆为尧舜”、“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管、卡、压”,即破除制度。这是在一个极端上。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人就是自私自利的物质性的动物,谁倡导高尚、谁提倡集体主义,谁就是虚伪,谁就是压抑人性,谁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在制度中相互约束,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结果,权钱勾结,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自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瓦解,社会离散倾向急剧增强。

  我们能不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往复震荡、相互否定呢?

  十一、民主与道德

  认识极端,才知道执中不变——中庸——的必要。遗憾的是,中庸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无原则,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利益冲突和较量的战场。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把社会拉向极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经过多重合作和斗争以后,在社会最高层,就产生了放任自由和尚农除末、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市场和计划、技术和资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两种极端原则的争论。如果不懂得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社会就只能在两个极端间摆动,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20世纪概括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极为深刻的。自以为文明、进步、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都摆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现代武器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摆动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仅是一战、二战,不仅仅是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强权者执意走极端,那么人类的灭绝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庸原则,而是不知道什么是极端。但是,更加微妙的问题是,谁、通过什么原则来把握社会的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是圣人来把握中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让哲学王来领导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来达到社会极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在孔子和柏拉图看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此消彼长,其平衡点在时刻变化。更进一步,此消彼长的基本逻辑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为零”的绝望境地而与强者同归于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怎么可能保持平衡?再进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样服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逻辑,客观上使社会越来越背离平衡,抛弃民主原则,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现实。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美国,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隐蔽而重要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大财团的联合专政。在大资本、大财团之间,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其中任何一个财团都尚不足以操控经济、政治和军事(20世纪初叶的摩根财团曾接近过这种地位)。但是,他们的确控制了商界、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使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国人口绝大多的工薪人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国际上对美国构成制衡,美国的强势政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建设什么福利国家。一旦失去前苏联的制衡,美国国内的工会就衰落,福利就遭到削减,民主权力就受到侵犯,露出专制的獠牙。

  但是,在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理论家看来,一个社会的命运依赖于某个圣人或者圣人集团,这才是专制独裁。怎么保证圣人不腐败?怎么保证圣人集团不蜕化?在一个人人都自利的社会中,怎么可能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社会怎样才能识别圣人,而不是被某些打扮成圣人的政治野心家所欺骗?更加重要的是,不是将根本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交给某个什么人,不管这什么人是圣人,还是流氓,这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进一步说,谁要是以圣人的名义掌握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这都是对所有人的政治权力的侵犯,是对人权的侵犯!所以,尽管民主政治有演化成独裁专制的可能,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把民主政治变成我们的信仰,与一切独裁专制的趋向作斗争;而不能放弃对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期待圣人。

  但是,在这一叙述中,民主政治的信仰者忽略了一个关键逻辑。信仰是属于圣人的。绝大多数人对自由、平等、民主、尊严的要求,远不如对财富和享受的要求强烈。绝大多数人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力、甚至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换取权力、地位和财富。正是这种物质力量,使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使民主政治走向专制独裁。如果要求大多数人具备不可交易的民主信仰,实际上就是要求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圣人。

  为什么两种政治理想下,最后都需要出现圣人?因为人类历史的演化基本动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动力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种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联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欺骗性的名词、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觉到这种趋势,所以,任何坚决要求个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选择反对这种趋势。这就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由。由于“小国寡民”的理想被“全球化”的潮流击退,所以老子感叹,“大道废,有仁义”;耶稣感叹,人类被逐出了无知无忧的伊甸园,犯下了原罪;荷马感叹,人类社会从黄金时代渐次下降为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倡导人物卢梭实际上是以小国寡民的社会——日内瓦共和国为蓝本。但是,卢梭在方法论上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会描绘成孤立的、静止的、纯洁的、善良的社会。因而,强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卢梭,最后通过《社会契约论》,放弃了对小国寡民社会的坚持,想象着可以在大国众民社会中,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样,在客观上,卢梭为此后更加专制、残暴、不平等的社会准备了一件民主的外衣。令人深思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国曾经当成是被开历史倒车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而同想向往小国寡民,却在客观上为大资本专政缝制了民主外衣的卢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同一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国就成了坏人呢?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为什么能够到如此黑白颠倒的地步呢?

  卢梭在方法论上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把原始社会描绘成孤立的、静止的、纯洁的、善良的社会。因而,强烈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卢梭,最后通过《社会契约论》,放弃了对小国寡民社会的坚持,想象着可以在大国众民社会中,通过订立社会契约来实现民主、平等和自由。这样,在客观上,卢梭为此后更加专制、残暴、不平等的社会准备了一件民主的外衣。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其权力的集中程度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设想的程度。面对一个如此高度集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民主的呼声不但没有能够阻挡住专制的脚步,甚至使专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规模游行,在美国的巡航导弹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相反,支持布什对伊动武的国内民意调查,却使侵略行动合法化为多数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试验,并没有结出国富民强的果实,相反,倒是为一小撮窃国大盗轮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护,为美国操纵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局提供了现成的政治机制。

  可见,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当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实上是一味的廉价政治麻醉剂。如果程序民主能够向实质民主转化,如果集权化的长期历史趋势能够逆转,那么下对上的民主约束必须与上对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逐渐提高全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觉悟。只要而且只有上级主动不谋私利(包括不谋高薪和特权),下级有权制约和监督领导,而不仅仅是最高领导不谋私利,最底层的群众有权监督权力体系,就能而且才能使社会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就能而且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此,任何真正向往民主的人,必须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进;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为借口,行实质专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对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个对比。在晚清末期,由于教育体制仍然在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普通人也关心议论时政,茶馆里必须挂出“莫谈国事”的条幅。然而,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挣钱、花钱,金钱至上,即使要求人们谈论国事,人们也已经没有兴趣。哪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强呢?这里可以顺便谈到愚民政策。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恐怕是真正的愚民理论。他让人们把眼前利益当成长远利益,把局部利益当成整体利益,貌似把人当成了理性人,其实恰恰是让人丧失理性。相反,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的复杂性,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整体,认识历史,从而是开启大智慧的理论。实际上,在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肤浅了。在日益庞大、集中的权力和财富面前,普通人的行为越来越象只会哭闹的婴儿,只会提出要求,一遍遍地游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场场地选举,甚至一颗颗人体炸弹,却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剥削压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马灯般轮换的、随意许诺的政客所欺骗。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结合,可能不但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十二、吃人与进步

  很不幸,近代以来,儒家学说被当作了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吃人”论。《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也同意。问题在于,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大道废,有仁义”,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如果不指出人类文明史的吃人性质,即剥削压迫性质,不指出战争和贸易、权力和资本、刀剑和货币是两大吃人的基本机制,那么,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为什么东西方的文明史都是剥削压迫史?因为最深层的历史动力是人的自利性。追逐自身利益、家庭利益、部落利益、国家利益,客观上必然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阶级分化。正是自利性使私有制得以出现并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正是自性利推动着战争和贸易。自利性既推动着技术进步,也推动着两极分化;既推动着经济繁荣,也推动着集权专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吃人”和“技术进步”恰恰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人的自利性。亚当·斯密强调了市场促进技术进步的一面,鲁迅先生恐怕看到了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的剥削压迫性。不幸的是,此后人们看中国历史,只看剥削压迫性;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事实上,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繁荣,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超过西方;论剥削压迫,西方近代史的开端是血腥的征服、杀掳和奴役,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西方古代史呢?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所以,非要讲吃人史,那么中国历史恐怕还是比西方温和一些,中国是可持续吃人,而西方是一次性吃人!如果不是中国的剥削压迫相对可持续,中国历代王朝社会绝无可能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延续达二、三百年之久才崩溃!

  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

  严格地说,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和耶稣的天国,佛家的极乐世界,都希望消除剥削压迫,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孔夫子承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在人的自利性不可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只能是退而求其次,追求小康,承认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存在,但要求“君仁臣敬”,讲仁义道德。这至少是希望抑制剥削压迫的程度,甚至还包含着消除剥削压迫的希望。孔子所谓的君,其实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供不应求时的供方,师生关系中的老师,父子关系中的父亲,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劳资关系中的资方,(中药里还有“君药”之说,指起主要作用的那一味药),都是在社会矛盾中掌握着主导权的一方,即君方。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每一处都有主导与被主导之分,即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如果每一处都是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利用自身优势,剥削被主导的一方,那么社会每一个角落就都会出现“弱肉强食”。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倡导的“君仁臣敬”,恰恰是要求在每一对社会矛盾中,主导方都要宽厚仁爱地对待被主导方,而不是刻薄残酷地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优势。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的文明可言,才有真正的道德可言,也有才人类之间的友爱可言。事实上,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公务员拿平均工资,这实际上是要求“君仁”。毛泽东经常强调,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翻译成孔子的语言就是:君如果仁,臣必然敬。可惜的是,孔子没有学会现代社会的语言包装术,不懂得迎合群众心理,不是空泛地提倡爱、博爱、兼爱、爱心,而是针对主导和被主导关系的存在,设计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结果,遭到那些高举博爱的大旗,却捂紧钱包和权柄的肤浅庸俗之徒的歪曲、阉割和嘲弄。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实际上是希望使“善”成为历史前进的主动力,降低自利性带来的剥削压迫程度。孔子的历史观恐怕是善恶斗争史观。这种善恶斗争史观高扬善、鞭挞恶,在客观上会使促使人们尊崇道义、弘扬正气,使暴力和欺诈、剥削和压迫程度减轻。然而,近代西方的历史观是“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曼德威尔、斯密、洛克、黑格尔、马克思都是这一历史观的阐述者。马克思还把这种恶的进步史观进一步概括为唯物史观。正是在这种历史观下,剥削、压迫、奴役、杀掳、掠夺,都成了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力,客观上使西方社会的剥削压迫程度加深。这是马克思理论内在悖论。如果恶的力量会推动历史进步,推动历史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那么还要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和理论干什么?如果美洲本地人的灭绝、非洲黑人被奴役、印度和中国被掠夺,都是历史进步的代价,那么马克思凭什么声称自己站在被剥削压迫阶级、被剥削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更进一步,谁欢迎这种以恶为动力的唯物史观?难道不是各社会的统治阶级吗?谁欢迎善恶斗争史观?难道不是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吗?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认为,善恶斗争史观是唯心史观。

  结束语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在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上,我感到,近代西方实际上是回到了幼稚班。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工业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强加给了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界将这种商人历史观传播到全球各地,又成为西方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意识形态。抽象地说,人人都反对权力即真理,财富即真理。但当人人都处于某种同一来源的权力或财富的笼罩下时,很难有人能够分清楚财富和真理的关系。就这样,幼稚班阶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国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原却少有人涉足。

  所幸的是,这种商人历史观在西方也开始遭到质疑。卡尔·博兰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弗尔南多·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杰奥瓦尼·阿锐基的《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纪经济的发展》,正在还原西方和中国的近代经济史,把市场和商人放到社会系统的真正位置上。在方法论上,热力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动态方法论正在取代牛顿力学的静态方法论。二十世纪的实践则使右翼的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的社会革命理论都遭到重挫。这样,十九世纪形成的以商人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厦的地基被根本动摇了,轰隆隆的坍塌声正在传播开来。

  不过,本文的思想并不是简单地又一次新的西学东渐的结果。对西方学术界的上述新动向,我也是近一年来才逐渐熟悉。但我对价值规律的反思,对历史进步论的反思,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思,对经济人假设的反思,则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写完《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后,我重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史,逐渐贯通了逻辑与历史,又适逢《白银资本》在中国出版,有力地增强了我的信心,遂成此文。

  当然,相对所涉及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一篇三万字的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是在多次与朋友们讨论后,我感到,与其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皓首穷经完善思想,不如抛砖引玉,使新思想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互动,在批判和辩论中成熟或消失。当然,我会继续参与辩论。对此,我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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