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海公安局长扬帆谈皖南事变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口述:扬帆,整理:小朝,原题:《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

原文编者按:本文是扬帆同志(1912-1999)1984年的口述稿。因为扬帆同志已过世多年,本刊发表时除了改动明显的笔误外,尽量保持当年口述稿的原貌。

谈皖南事变首先要知道皖南部队所处的地位。

新四军皖南部队原来只有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后来因为敌人对我们挑衅,我们就逐渐增强了力量,把附近的部队调回来,守卫皖南。皖南事变为止,我们一共有多少部队呢?有老一团、老三团、新一团、新三团、五团、特务团,还有一个教导队,七个多团。这些部队都是能打仗的。周围都是国民党部队,皖南部队的特点就是处在国民党包围之中,自己没有根据地。我们军部所在的云岭地区,当地有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的县党部。我们只有部队,其他什么也没有,所以很危险。

国民党部队在皖南事变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它有一个五十军新7师、144师、145师,二十五军52师、40师,还有一个108师,共六个师,再加上皖南事变时临时调来一个79师。这样,国民党一共有七个师,在数量上远远胜过我们。我们总共只有9200多人,国民党七个师有10万多人。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国民党平时就准备打我们的样子,已被我们看出来。它调动全副武装的部队,故意在我们的中心地区通过,随时可能袭击我们。我们怎么办呢?在它部队经过我们地区的时候,我们就上山,在两面山头上占领阵地。这样来以防万一。

国民党抓我们的人,杀我们的人是常有的事,我们随时警惕。另外,我们主要依靠的战斗部队有陈毅同志率领的一支队,粟裕同志率领的二支队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三支队。一支队处在离皖南不远的地方,二支队在苏南,谭震林同志的三支队在皖南。这样必要时,我们很快就能从前方把部队调过来。这些讲的是皖南事变的局势、形势。

由于我们地区只有部队,没有政府,没有党,国民党特务通过党政机构,活动在我们地区十分猖獗,抓我们的人时常发生,这是外部的情况。

我们内部情况呢?就是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实际上,党中央对皖南部队,与对八路军不同。以前还好,但是到***把项英免职,由刘少奇同志担任政委时,部队归他指挥,这时情况变化了。刘少奇首先命令陈、粟部队北上到盐阜地区。向北发展是对的,扩大我们的地区也是对的,但对我们皖南军部应该有一个安排,没个安排就把部队撤走了,怎么办呢?刘少奇命令一、二支队先到苏南,再往北进。后来渡江就更鞭长莫及,离皖南更远了。这种情况不发生事变倒没问题,发生事变怎么办呢?皖南事变的发生正是黄桥事变以后,把一、二支队调到苏北去了,而三支队只有一个五团了。五团的战斗力不强,三支队仅一个支队保护不了军部。刘少奇把一、二支队调走以后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时候竟毫无办法。


皖南是有党的,但我们的党是不公开的,秘密的,不合法的,连群众团体也不是合法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都不是公开的,不了解皖南的形势,是很难判断皖南的事情的。

我们现在要讲: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同志是有成见的。皖南军队都是打游击出身,主力红军北上以后,项英、陈毅同志率领着南方八省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时跟中央断绝了音信,所以中央对于皖南部队集中以后这个部队有几千人,总觉得有点例外。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以后,亲自写了几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是指叶挺。叶当时被俘还在狱中,另外“江南”指皖南事变。为什么说“千古奇冤”呢?国民党反革命打我们,这能叫千古奇冤吗?千古奇冤照我现在的领会,主要指我们内部,指***对皖南军队不公道。“千古奇冤”现在我回想起来,的确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刘少奇把部队调走是一回事,另外还有许多事情。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皖南部队过江北上,走什么路线呢?北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国民党出的主意,国民党并不真正要你们北上,而是为了消灭你们。叫你们北上是假的。它一面指定我们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一面又打电报给李品仙,他在我们的北面,叫李品仙等我们半渡而击。恰巧这电报被我们截获了。我们知道他半渡而击,当然就不走了。不能从铜陵、繁昌渡江,当时只有想办法走另外路线。

我们临离皖南时,《抗敌报》出了个专刊,叫《告别号》。从《告别号》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准备造反,不造反不行,没路可走。走南边这条路是袁国平同志提议的。袁国平同志说:“你学着走'之’字路的办法吧。”明明要往东走,就偏往西走,再转过来往东走;往南走就往北走,再转过来往南走,这样的意思。后来听说项英有个“三三”计划,这不清楚。我只知道袁国平提出个走“之”字路的办法。

皖南事变是在1941年1月发生的。1月8日那天,项英同志叫我去,我到了那里只看见李一氓。当时李一氓讲:中央来电报了,必要时分散突围,保存干部。所以决定你和我们一起走。看战争形势发展到必要的时候,我会派人通知你的。讲这话时,项英在场。

就这样,我听完后走了。到9日时我们在茂林隘口休息的时候,忽然司令部的机要通讯员来找我,说秘书长要你马上跟我走。我跟他到了那里,只见李一氓,没见项英。据李一氓讲,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也在一路走。我们一路走的人不多。当时天下着雨,我们冒着雨由通讯员带路不允许选择,通讯员带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走了一阵到了个房子里休息,想搞点东西吃吃,进去以后,知道这房子住着个富农。我们有我、李一氓、胡立教、李步新、罗湘涛、张元培,还有李步新和我带的武装部队,就这么大概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做了饭吃,休息一会儿。这时门口哨兵进来报告说:来了些人,看来不像好人。我出去一看,的确像是侦察员,像部队行军时的侦察员。我走上去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你管啦!”“你们到哪里去?”我说:“我们也有我们的任务,你不要管嘛!”就这样吵了起来。后来我说免得发生误会,你讲个番号给我听,你讲个什么团,代号好了。结果他说是徐林团的。我说是徐金树、林开凤对吗?我说我们是军部的。他们很吃惊:“啊呀,你军部的怎么跑这儿来了?这里半个钟头前有大量的敌人,现在敌人还在周围,你们在这儿怎么行呢?”我们这才知道情况不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走吧,我们在这儿休息下就走,我们准备吃了饭就走。吃饭时徐团长、林政委到了,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怎么到这儿来?刚才这里还都是敌人。”我说:“你们吃饭了吗?”他们说没吃。我就留他们俩和几个机要人员一起吃饭。吃过饭,我们跟着徐团长、林政委一道走。我们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军部在石井坑集结,我们奉命到石井坑。于是,我们也就跟着他们走。到了石井坑,才知项英、袁国平已经到了。我看见项英在哭,在一个房间里坐在地上哭。后来听说他们开了会,开会时斗了项英,并且项英已经被撤职,由刘少奇当了政委。这就是我们突围的经过。

到了军部,第一次突围就结束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事情有个大问题在里面。我们是头一天晚上七八点钟走的,第二天上午回到军部,不到半天时间,中央来电报说你们分散突围,保证干部。这个电报有没有呢?我当时知道是有的,后来大家都说没这个电报,没这回事情,是项英编出来的。现在真相大白,机要科的肖光同志还在,肖光同志证明,这电报是有的。

(整理者单位为上海市老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

杜光:蒙受奇冤的奇才——读扬帆校友的口述自传《断桅扬帆》 ·杜光标签: 扬帆

    最近,北大先修班校友康?潦苤形南?936级校友扬帆的夫人李琼之托,把去年出版的扬帆口述自传《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捐赠给母校图书馆。

    《断桅扬帆》是在1989年出版的《扬帆自述》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补充修改而完成的,由丁兆甲执笔,张爱萍题写书名。此书清晰地展现了扬帆的杰出才干及他由一个文化人成长为革命的情报奇才的历程,也揭示了他如何莫明其妙地成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的要犯,蒙冤达25年的复杂背景。扬帆的传奇式、悲剧式的人生,为我们提供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极富典型意义的生动资料。

    扬帆原名石蕴华,1912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的一个渐趋破落的书香门第。他自幼读书学诗,打下了很好的国学根底。1926年他随叔父到北平,初中毕业后当了三年银行练习生。1932年9月,他以第9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在校期间,他在地下党员同学杨启哲、袁成隆等引导下,积极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担任北大学生会执委和纠察队长,在游行示威中和军警搏斗。与此同时,他还热烈地投入了文化界的活动,学习社会科学理论,参加左翼文化团体,在“北平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组织“文学研究会”,加入著名戏剧家、北大教授余上沅领导的“北平小剧院”,担任总务主任,组织演剧活动,既当导演,又当演员。他在校内外先后参加了15个组织,成为许多组织的领导成员。在北京大学和北平文化界,到处都活跃着他的身影。在这个社会舞台上,他不断地学习着、实践着。多方面的频繁活动,既给了他充分显示自己的组织才干、领导能力的大好机会,也使他得到了进一步锻炼提高的优越条件。

    1935年夏,因中共河北省委遭到破坏,石蕴华同学中的几个地下党员被捕,他也不得不离开北大。正在他为去处发愁时,余上沅教授约他同去南京创办戏剧学校。这个学校是国民党为同左翼势力争夺阵地而开办的,筹委会主任就是CC大将张道藩。余上沅经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推荐,由教育部长王世杰特聘为戏剧学校校长。石蕴华在北大听过余上沅的戏剧创作,在“北平小剧院”中又接触甚多,他的才干深为余上沅所欣赏,所以余上沅在接受校长之任后,马上便邀他去南京办校。他的一些地下党员好友也都赞成他去南京,可以在培养戏剧人才的同时,开拓进步群众运动的基地。

    1935年8月,石蕴华随余上沅到了南京,被聘为筹委会秘书兼总务主任,实际上承担了筹办学校的全部具体工作,从寻觅校址、购置设备到聘请教师、组织招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建校任务,第一期在10月18日正式开学。石蕴华的办事能力,得到了同时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和训导委员会主任的张道藩的赏识,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秘书兼训导委员会秘书。利用这个要职,他掩护校内进步师生,积极参与南京的进步戏剧活动。他同校内导师马彦祥、曹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结识了担任特约讲师的田汉、阳翰笙。曹禺后来认为:他到剧校后,“最难使他忘怀,也是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过影响的人物中,大概要算石蕴华了。”(见于《曹禺传》)

    石蕴华当初是以请假为名,暂时休学离开北大的,考试时仍回北大参加,所以依然保持着北大学籍。1936年上半年是他北大学业的最后一个学期,一些地下党同学希望他回北大,利用他过去在学生中的影响,共同推进“一二九”运动后遭到高压而趋于低潮的学生运动,加上其他一些使他回北大的因素,他便在1936年春向余上沅请假,从南京回到北大。

    石蕴华回北大后,立即参加了重建学生会的工作,被选为学生会常委,担任北大四年级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同时还参加了“左联”、“新兴语文联盟”等进步组织的领导工作。他主持过学生集会,参加领导过游行示威。在6月13日学联召开的大会上,他指挥纠察队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打伤了两个特务学生,因此被法院传讯。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又把学生会执委名单送交日本领事馆,指证他们是反日共党分子,企图假借日本人之手加害于他们。面临这种情势,石蕴华不得不再离开北大。好在全部学业已经完成,可以正式毕业了。

    经过北大四年的学生生涯,石蕴华完成了他作为革命爱国青年的羽化过程。他虽然因为错过了多次机会而未能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但他那抗日救国的热烈情怀和过人的才干、非凡的气质以及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足以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学生领袖,在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中发挥了一般共产党员所难以企及的作用,因而受到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倚重。

    1936年7月,石蕴华回到南京戏剧学校担任原来的职务,他继续在师生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掩护进步师生的爱国活动。他与经济学家孙晓村、千家驹等共同发起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担任救国会的训练部长和文化界救国会的组织部长,为推动南京的抗日救亡活动作出了贡献。1936年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南京的救国会也遭到追查镇压。石蕴华的活动,早已受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注意,也引起了张道藩的怀疑。他们追查石蕴华在北大的活动情况,再也无法容忍他在南京继续活动。张道藩责令他自动辞职,“另谋高就”。他在马彦祥家里住了七天,然后前往上海。这时已是1937年3月了。

    到上海后,石蕴华改名殷扬,住在好友杨启哲家,担任文化界救国会组织部文艺组组长,负责联系文艺界的团体和个人会员。8月6月,他经杨启哲、汪光焕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因经过长期考验,无候补期)。“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戏剧界成立救亡协会,开展抗日戏剧活动,殷扬担任协会组织部长。接着,根据江苏省委指示,在文委书记孙冶方领导下成立戏剧电影委员会,由殷扬、于伶、姜椿芳三人负责,殷扬除负总责外,还分工领导群众戏剧运动和“小剧场”活动,担任“影评人协会”主席,并指导“电影从业员协会”的工作。为了广泛开展内地的抗日救亡活动,殷扬和于伶等通过剧协组织了13个救亡演剧队,派出其中的11个队开赴前线和大后方。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后,抗日救亡活动转入租界。剧协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在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中组织了一百多个业余话剧团体。殷扬利用他在“北平小剧院”当总务主任和导演的经验,组织业余剧团每星期日轮流演出救亡戏剧,这种戏剧活动形式曾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1938年1月,殷扬受聘担任《译报》编辑和特派记者,负责编辑国际版和《译报周刊》的“戏剧与电影”栏目。同时还在地下党举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和“现代知识讲座”讲授《中国戏剧史》;和梅益、林淡秋合作翻译英国女作家乌特雷夫人写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专著《日本的泥足》;此外还写了一些小小说和讽刺小说。1938年12月起,殷扬作为编委之一参加了地下党文委组织的由梅益任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

    抗战初期和“孤岛”时期在上海蓬勃开展的文化活动,是值得在近代文化史上大书特书的辉煌璀灿的一章,这里面包含着殷扬的出色的组织工作和辛勤劳动。

    在上海的两年革命活动中,殷扬除在文化战线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外,还在刘少文的领导下兼做一些情报工作,如调查日特和汪伪特务机关的活动;还奉命和国民党地下情报机关建立联系,定期交换日特和汪伪的情报。这是他从文化战线跨入情报公安战线的一个重要的前因。

    1939年,地下党领导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和杜月笙为首的上海地方协会联合组织“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出团”,团长是吴大琨(代表地方协会),殷扬担任副团长(代表文化界救亡协会),团员30多人,都是20岁左右的进步青年,基本上都是准备去参加新四军的,因为此前新四军军部曾要求上海地下党支援一批知识青年去加强文化工作。慰问团春节期间从上海出发,先坐船到温州,经过浙江省的战时省会金华和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慰问团在演出慰问前线将士的同时,还要不断突破第三战区的监视、拦截、扣押,最后终于经新四军派人接应到达安徽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扬帆本来准备把这批青年送到新四军后便回上海,但新四军政委项英希望他留下来,并说江苏省委已经同意他留在新四军工作。从此,殷扬开始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改名扬帆。

    扬帆到新四军后,起初被分配到文化队担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1938年9月文化队结束后,他被调至军部任秘书、军法处调查科长,在军部秘书长兼情报处长李一氓领导下,负责收集各种情报,以确保军部安全。从此,他经常以新四军军部中校秘书的身份,进出于国民党军旅之中,同国民党部队中和地方上的秘密党员联系,收集情报,传达指示。在敌伪占领区,扬帆也建立了情报联络点,及时掌握敌伪动态。当时新四军军部和教导总队、后方医院、兵站等直属单位分散在泾县大小十多个村子里,而当地的区乡政府却被国民党控制,到处都有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组织。他们同周围的国民党驻军相勾结,时常发起挑衅,进行破坏。为了在敌特的包围穿插之中做好保卫工作,扬帆发动群众,组织“青年抗日联合会”、“儿童团”,依靠积极分子提供信息、收集情报,及时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保卫军部和直属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文化战线转到保卫战线,是一个跨度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但扬帆依仗上海时期的情报工作经验和善于应对复杂局面的组织才能,很快便能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应付裕如,把错综复杂的情报工作与保卫工作,安排得井然有序,成绩斐然。这个难得的转变表明,扬帆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天纵奇才。

    1941年初,在蒋介石三令五申催迫之下,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撤离皖南。扬帆承担着组织军部警卫的任务,于1月4日离开云岭镇。在行动之前,扬帆曾得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地下党员的情报,知道了敌人的部署计划,但由于领导决策的失误,新四军还是落入了七倍于己的敌军的包围圈,被困在茂林石井坑,激战四天,弹尽粮绝,最后只好分散突围。扬帆和胡立教一起,多次摆脱敌人的捕杀,翻山越岭,昼伏夜行,在群众的救助掩护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2月15日到达苏北东台,见到了陈毅、粟裕,成为“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苏北的第一批干部。接着,他们又到盐城新四军的新军部,向刘少奇详细汇报了“皖南事变”的情况,谈了八个小时。

    到盐城后不久,扬帆被任命为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兼盐阜保安处副处长(代理处长),后又任盐阜区党委社会部长兼盐阜行署保安处长。他致力于组建军部、行署及下属县区的公安队伍,曾破获两起阴谋暴动案,保卫了军部和根据地的安全。他还负责复审几起“肃托”冤案,使一些被诬为托派的同志得以解脱平反。他争取了地方武装“左司令”,为开辟新根据地创造条件。经过扬帆和公安系统的努力工作,盐阜地区的治安情况大有好转,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1942年初秋,扬帆被调至新成立的华中局文化委员会任委员兼秘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在上海的许多文化人转移到了苏北根据地,文委就是接待安排文化人的工作机构。扬帆被陈毅认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所以让他来负责文委的实际工作。扬帆在军部驻地附近建立“文化新村”,作为部分文化人的居所和开展文化活动的据点,同时也成为对当地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基地。根据陈毅的建议,扬帆筹组“湖海艺文社”,社址就设在文化新村。为了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扬帆还被安排为盐阜参议会的驻会委员。

    12月,新四军为应付敌人的扫荡转移到淮南,饶漱石让扬帆留在盐阜区,随三师师部行动,陈毅也嘱咐扬帆协同三师黄克诚师长妥善安排文化人。扬帆以三师秘书长的名义,为一些文化人安排了安全居所后,便随三师指挥所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63天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不仅收复了失地,还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

    1943年12月,扬帆第一次遭到蒙冤的厄运。延安整风时,有一位曾在南京戏剧学校学习的文化人交代历史时谈到,他在戏校曾由石蕴华介绍参加地下“救国会”组织。负责审干的康生断定南京救国会与国民党CC派有联系,扬帆就是CC分子,便通知新四军逮捕审查。12月2日,扬帆奉命从三师驻地到达盱眙县新四军军部便立即被捕,关在黄花塘一个农家小屋里,戴上脚镣手铐。华中局成立了由饶漱石、刘长胜、潘汉年组成的审查小组,多次逼他“坦白”。扬帆坚持四条原则:一不乱供,二不逃跑,三不自杀,四严守监规。在被监禁了10个月之后,终因延安抢救运动得到纠正,他的磨难才宣告结束。

    1944年冬,世界反法西斯形势和中国抗战局面出现重大转折,华中局决定成立敌区工作部,任命扬帆为部长。扬帆凭藉他过去掌握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敌情关系,积极搜集情报,开展活动。期间曾两次奉派前往南京。第一次是因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人前来,希望与新四军进行秘密接触。华中局请示中央后,中央同意秘密接触,以摸清日方意图,但不谈判具体问题。1945年6月,冈村宁次派了三个日本人前来谈判,扬帆作为我方三代表之一参加谈判。日方提出建立“局部和平”,为我方拒绝。他们希望新四军派出负责官员到南京和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华中局和军部决定由扬帆前往南京,全权代表新四军同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扬帆到南京后,日方由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出面谈判,提出他们愿意让出8个县城,换取“局部和平”,并希望新四军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军和蒋介石军队。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扬帆拒绝。第二天,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设宴招待扬帆,表示具体问题可以先不谈,希望今后保持联系。谈判回来后,扬帆向华中局和军部作了汇报。第二次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扬帆奉派再次到南京,谈判日军受降事宜。他通过首次被派到新四军的日方代表,要日军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根据《波茨坦公告》,他们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我方谅解。此时扬帆获悉蒋介石已再三下令我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他知道谈判受降已不可能,便在收集有关情报并对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作了工作部署后,回新四军军部驻地复命。

    日本投降后,华中敌后广大地区除少数几个城市外都陆续解放,连成有着三千万人口的大片解放区。中央决定建立由邓子恢、谭震林任正副书记的华中分局,扬帆被任命为华中分局联络部长。面对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扬帆有条不紊地部署情报工作:建立起几条通往国统区的地下交通线;加强了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情报工作联系;整顿、发展了一批直接掌握的工作关系;组织了六个工作委员会,分别对蒋占区的中统、军统、青红帮、军队、政府、党团六个方面进行工作;甚至把情报工作的触角伸展到湘鄂赣地区。扬帆高度紧张地投入工作,有时连续三四天不能合眼,成绩十分显著。他们获取的大量情报,有的上报中央和中央局,有的分送有关部门参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如有一位被派到南京的情报干部打入国民党的一个印刷所,获得了国民党的整军方案,后又从国防部获得“各战区战斗序列”和准备内战的部署。这些极有价值的情报,使我党在重庆谈判和应付蒋军发动内战时得以掌握主动,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和党中央的嘉奖。

    1946年5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为了配合自卫战争,扬帆根据中央指示,率领他的情报队伍,积极开辟第二条战线。8月间,他们争取“交通警察总队”一大队长王一藩率部四百多人在山东起义,投向胶东解放区。1946年冬,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地区后,扬帆随军到山东,改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在继续开展华中和上海南京的情报工作的同时,还在山东沿海港口开辟新的交通线,恢复与南方一些蒋占城市的联系。1947年9月,他受命兼任“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俘虏学习,经常给他们上课,并向他们收集情报,供分析敌情参考。这些俘虏经过审查教育,于1947年冬分批释放,有些回去策动旧属起义,有的重拉队伍配合解放军作战,有的协助我军破获敌特组织,捕获武装匪特,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元旦,党中央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准备南下接管上海和苏南的警察局,并组建人民公安机关,扬帆于2月下旬率领六十余名干部到淮阴,建立面向上海、南京、镇江等地的工作站,派出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的情报干部。如为策应解放大军渡江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江阴要塞起义,和在此之前的济南前线吴化文起义,就是华东社会部科长王征明具体组织的。扬帆还组织一百多人(包括从上海撤出来的地下工作者),集中整理几年来积累的情报资料。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宪特、官僚企业及全市的工商文教卫等等各个系统各部门的历史沿革、现况、领导人员名单地址、电话号码,甚至各保保长名单等等,整理汇编出36册详细资料,分发给军以上单位和有关接管干部。陈毅对此大加赞赏,表扬他们“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一大功”。

    1949年南京解放后,华东局社会部进驻江苏丹阳。华东局决定由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三人组成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扬帆分工负责进城后的肃反工作。5月26日进入上海后,由于地下党的出色工作,上海警察系已有20个地下党支部,有党员470名,所以接管工作比较顺利,但市内治安却相当混乱。上海市委组建军警联合办事处,几天之内就收容散兵游勇和外地流入人员共两万多人;查封了证券大楼,遏止了投机倒把,控制了局势。不过,这还只是显露在明处的斗争,而要肃清潜伏在暗处的敌特势力,就比公开的斗争更为复杂、更为艰难,这个任务落在扬帆的肩上。经过市委批准,扬帆充分利用已经起义投诚的特务,通过他们去侦取潜伏敌特的踪迹,策动敌特分子自首立功。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在短短的时间内,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设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二十多个电台和潜伏组织。各个特务系统都有一些站长、处长、主任和重要骨干秘密自首,有的还提供潜伏特务和武装匪特的情报。在扬帆领导下,上海的肃反成绩卓著。如根据一个投诚人员的情报,破获潜伏特务和武装特务共三十余起,缴获一些电台、密码、枪支、弹药。1949年10月25日破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的派遣特务组织,捕获外籍间谍、报务员和中籍情报员、交通员,进而在苏联驻沪商务代表团和领事馆追捕了一批苏籍中籍情报员。11月,擒获从台湾潜入上海准备暗杀陈毅、扬帆和罗瑞卿的杀手刘全德。1950年1月,捕获向台湾提供轰炸目标的保密局上海独立台台长罗炳乾。在此期间,还破获了许多起准备爆破暗杀、投毒的案件,保卫了上海人民和党政机关、民主人士的安全。

    1951年4月,扬帆担任上海市镇反统一行动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三千余名军警干部、工人、学生,在4月下旬统一行动,逮捕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目等共八千余人,漏网反革命分子六百余人,又一次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的间谍案,逮捕间谍雷德蒙等28人。

    在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岗位上,扬帆充分发挥了他的智慧和才干,为保卫新生的上海作出巨大的贡献。根据他的杰出才能、献身精神及在情报公安战线上的功绩,他完全可以也应该担负更大的责任,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但是,事实却不公正地朝相反的方向发展。1951年12月,扬帆突然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任一个虚职——华东公安部副部长,遗缺由许建国接任。1952年6月,根据许建国的要求,扬帆回上海担任公安局副局长。这种超乎常规的调动,不能不使扬帆感到“中央公安部可能对我有点看法,有些信不过我。”精神上的挫折使他因连年紧张工作而造成的许多疾病都爆发出来了,特别是视力严重衰退,经诊断是脑垂体瘤,需要做手术。经市委报请中央批准,扬帆被送往苏联治疗,于1953年2月作了手术。

    出国治病,给扬帆带来意想不到的奇灾大祸。如果说,他在工作中遭受打击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话,那么,后来蒙受25年的冤狱则是一系列偶然事件错综结合的结果。莫斯科的遭遇,成为这些偶然因素转化为必然的转机。

    扬帆本来是一个文化人,因革命工作需要改行到情报公安战线,由于他的杰出才能和显著业绩而受到提拔重用,登上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的重要岗位。但他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当时“全国各大区和省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是当过红军的干部,有的还是早年中央特科或延安中央社会部的老同志”,唯独扬帆是抗战开始时入党的知识分子。由于长期以来蔑视知识分子的深厚传统,他遭受挫折打击是很难避免的。1942年他担任盐阜保安处长时,受到参加过长征的副处长的排挤,最后调离保安处的,不是那位刚来不久工作还不熟悉的副处长,而是工作已有一年成绩卓著的处长扬帆。这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加上他为人耿直,清高自守,恃才傲物,不易见容于人。虽然他有才可恃,有功可傲,却也不能不令人侧目而视。在1951年的华东公安会议上,与会者对他的议论很多,什么上海市公安局对华东公安部不尊重啦,敌我不分,和特务坐一条板凳啦,奉行神秘主义、孤立主义啦,看不起外地外省啦,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扬帆的。有的甚至指名道姓地说:“扬帆目空一切,除陈毅饶漱石,谁也看不起,闹独立性,搞宗派”。这些指责恐怕也不完全是事出无因。扬帆1943年在新四军三师充当秘书长时,师长黄克诚曾对他说:“你这种人,在古代叫名士,在旧社会叫狂人,就个人主义讲高超可爱,在党内来说,党性不强,皇帝老爷要杀掉你,蒋介石也要杀掉你,曹操之类的领袖要杀杨修,只有在毛泽东的党里你不要紧,如不改正,亏总是要吃的。”黄克诚对扬帆的观察和品评,真可谓入木三分。但他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准。扬帆虽然注意改正自己的缺点,但“在毛泽东的党里”还是不免于吃大亏。这就是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以扬帆的为人,即使1952年不受挫折,1955年不被逮捕,恐怕到1957年、1959年也难逃被划为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劫运。这是他必然遭受打击的第一个原因。

    必然性的第二个因素是他在肃反工作中充分利用投诚的敌情人员,“以特反特”。这是上海解放初期肃清潜伏敌特势力、保卫上海安全的最佳的政策选择。由于历史上的工作联系,这些投诚人员最熟悉潜伏特务的行动规律和特点,通过他们最便于追寻特务的踪迹,因而他们最有可能为新政权肃清反革命提供最有效的帮助。事实也确实如此。上海当年的肃反工作之所以能如此成功,同扬帆采取的充分利用投诚敌特的方针、并善于推行这一方针是分不开的。如果只依靠公安人员侦察缉查,就很难迅速地破获这么多暗藏的敌特组织,因而也很难最大限度地保卫上海人民和党政军机关的安全。但为什么这种最有利于工作的政策选择,反而会成为扬帆不被信任的根据,后来甚至发展为“罪状”呢?早在1951年初,公安部长罗瑞卿去广州路经上海时,就谈起主持广州公安工作的两位公安局副局长陈泊、陈坤“包庇一批敌人到公安内部加以重用”,准备把他们“一锅端”。罗瑞卿在谈到陈泊、陈坤的情况时,曾当面警告扬帆:“扬帆,还有你呐,你好好说说。”扬帆向罗瑞卿详细解释当时经过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批准利用敌特的情况,接着又在公安系统作了人事调整,以改变所谓“敌情又多又滥”的状况。对此,罗瑞卿曾表示:“上海纠正错误的态度是好的,上海的问题解决了。”但他仍然抹不掉扬帆犯错误的印象,这就必然导致对扬帆的不信任,以致用许建国来取代他。

    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思想上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公式:利用敌特=敌我不分=与反革命勾结=反革命分子。这种思维逻辑当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的,它同“三反”时的“山高林密,必有老虎”,反右时的“对支部书记提意见=反对支部书记=反党”,一搞政治运动就肯定有百分之五的坏人等等指导思想一样,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正是由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加上缺乏法制而全凭人治的政治制度,扬帆、陈泊才会因采取了最符合人民利益的肃反政策而遭到打击以至被诬为反革命分子。

    1953年5月,扬帆从苏联回到上海,江苏省公安厅长黄赤波被调到上海任公安局常务副局长。10月,扬帆被排除在公安局党组之外,12月,被免去公安局副局长和市委政法委委员的职务。扬帆周围的政治气氛随之紧张起来,连很熟悉的同志也不来往了,门可罗雀。1954年7月开始,扬帆不断在各种会议上受到批判,从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引申为“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12月31日,他被押送到北京“进行政治审查”,1955年4月12日被正式逮捕。

    在被捕后的审讯中,扬帆一再被问到他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历史、包庇重用坏人及同饶漱石、潘汉年的关系。这些本来就十分清楚的问题,却审讯了十年之久,这是很值得玩味的。1965年8月,在秦城监狱小礼堂,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处扬帆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名有三:一是内奸反革命;二是为台湾送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三是包庇重用大批叛徒特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3月,陈伯达通知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4月,江青成立专案组,亲自主管,名义上是饶漱石专案组,实际上重点目标是扬帆。从此,扬帆沦入了更为悲惨的境地。原来秦城监管人员属于公安系统,比较讲政策,现在却换成了军人。他们对扬帆肆意戏弄凌辱,使扬帆百病缠身,虚弱不堪,还瞎了一只眼睛。直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监管条件才略有改善。1975年七八月间,扬帆被释放出狱,安置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劳动,每月生活费80元。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扬帆的精神变得很不正常,幻听幻觉十分严重。他自认为有一架科学仪器,天天和周总理说话。1978年10月,他的夫人李琼携儿子前往农场看望他,他认为是有人耍花招欺骗他,把妻儿赶走。第二天对指导员说:“昨夜来的不是我老婆儿子,是江青派来整我的特务,你们不要上当。”

    1979年1月7日,在李琼的努力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扬帆被送回上海,住入上海精神病院,后又转到华山医院、华东医院。经过三个医院的认真治疗,两次抢救,加上妻子儿女的精心护理,扬帆终于逐渐恢复健康。1980年4月,公安部派人送来复查结论,否定了内奸反革命的帽子,但仍保留了工作中“确有严重错误”的尾巴。1983年8月22日才作出彻底平反的结论,承认扬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1955年对扬帆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蒙冤二十多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与清除影响。”上海公安系统很多因受扬帆冤案的株连而遭到清洗逮捕、长期受迫害的同志(达七百多人),也都陆续得到平反。遗憾的是有些同志已经被迫害致死,只能重现清白于身后了。扬帆平反后,恢复了八级工资,当了一届市政协委员,与家人欢度晚年,于1999年2月20日逝世。他最后总算过了近20年的幸福生活,这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我前面曾指出,扬帆的冤案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没有法治的政治制度的产物,但构成整个奇冤过程的则是一定的必然性和若干偶然因素集中交叠的结果。扬帆遭受排挤打击的必然性已如前述,而构成冤案达25年的奇特遭遇则是特定的偶然因素使然,它表现在:

    一、扬帆30年代后期在上海时与蓝苹的丈夫唐纳同为“影评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交往较多,因而对蓝苹的情况比较了解。如果他对蓝苹毫无了解,后来的很多意外也就不会发生了。

    二、1939年5月,扬帆有一次路遇项英,项英因从国民党报上看到蓝苹和毛泽东结婚的消息,便向扬帆打听蓝苹是什么样的人。扬帆尽其所知作了汇报,介绍蓝苹在济南和上海的活动和1934年被捕的情况,并说:此人学识浅薄,爱出风头,夸夸其谈,喜怒无常。1936年4月和唐纳结婚后,唐纳对她百般体贴,但她不称心时便吵闹打人,有时拽住唐纳的头发往墙上撞。还常常口出污言,简直是个泼妇。后来又因和王莹争当《赛金花》的主角而大哭大闹。9月间和已有妻儿的章泯同居,迫使章泯离婚。由于蓝苹的这一系列表现,社会上对她很不同情。她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才于1937年春离开上海到西安,再托关系进入延安。项英让扬帆把这些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注明“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戏剧界工作的殷扬所提供的。”项英据此给延安发了电报,表明“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这个电报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早在半年之前的1938年11月,毛泽东便已经与改名为江青的蓝苹结婚了。这是第二个偶然因素,假如扬帆当时没有在路上碰到项英,假如项英发往延安的电报没有注明这些材料是由扬帆提供的,也许,扬帆的冤案便无奇可言了。可惜,事情偏偏都已经这样发生了。江青得知此事后对项英、扬帆怀恨在心是可以想见的。

    三、1953年3月,扬帆在莫斯科作了脑垂体瘤的手术后,有一天蔡畅拉他去看望江青,向江青介绍:这是你在上海时认识的扬帆同志。事隔16年,江青已经不认识扬帆了,胸无城府的扬帆竟说明自己在上海时的名字叫殷扬。这对江青来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假如扬帆坚持不跟蔡畅去看望江青,假如他能多一个心眼,不暴露自己就是殷扬,他的冤案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悲惨的程度。

    这次见面之后,扬帆的遭遇便带有必然的趋势了,心胸狭隘的江青是绝对不会放过报复的机会的。扬帆的命运自从回到上海后便急转直下。从上海的批判到北京的政治审查、逮捕判刑,以至文革时期再遭提审虐待,都有着江青的魔爪的阴影。这不仅因为扬帆为项英提供了不赞成她同毛泽东结婚的材料,而且因为扬帆了解她在上海的种种不光彩的行径及被捕的表现,对她的政治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从以下的事实中,可以窥见江青插手扬帆冤案的蛛丝马迹:

    一、1953年12月21日,就在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上海的五天之前,扬帆被免去市公安局长和政法委委员的职务。据1978年8月22日《解放日报》刊载黄赤波的文章《追忆罗部长对上海公安工作的关怀》称,罗瑞卿当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市局“对混入党内和公安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扬帆”进行斗争。在毛泽东到达上海之前五天撤去扬帆职务,分明是罗瑞卿取悦于毛泽东的举措。因为毛泽东已认定扬帆是反革命分子了,这恐怕同江青的挑唆不无关系。

    二、据凌云在《怀念徐子荣同志》一文中透露,江青曾经多次找徐子荣谈话,“说30年代过来的文化人中隐藏有叛徒特务,要公安部查究。”在她得知扬帆就是殷扬之后,扬帆首当其冲地被指为反革命分子便不难理解了。

    三、扬帆被押到北京后,罗瑞卿、徐子荣都曾找他谈话,谈的重点都是向他询问当年向项英反映江青情况的来龙去脉。这说明他们都知道江青为此怀恨扬帆,但对详细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要进一步摸清底细,以便在办这个案子时掌握主动,善以自处。

    四、陈伯达在1981年交代,他在1967年写的让谢富治“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的条子,“是开会时受命写的”,受谁之命想不起来了。但从条子上把扬帆的名字列在饶漱石、潘汉年之前,说明向陈伯达下命令的人对扬帆特别重视,此人非江青莫属。

    五、1985年11月,扬帆在杭州养病,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告诉他:北京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曾亲口对他说:“扬帆这个冤案,百分之百是江青的原因。”

    由此可见,扬帆冤案的形成固然有它的必然因素,但被定为内奸反革命,蒙冤达25年之久,却完全是江青挟嫌报复的结果。预审10年,罗列了三条罪状,一点证据都没有,最后却以法律的名义宣判扬帆是内奸反革命分子。法律成了江青之流打击报复的御用工具,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扬帆终究是扬帆,在受尽折磨、桅杆被折断的晚年,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扬帆起航,留下了《断桅扬帆》这部口述自传,为后人总结建国以来的政治、理论、制度、法律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一份绝好的典型材料。这是这位蒙冤的奇才对社会作出的最后的贡献。

    注:《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由群众出版社于2001年9月出版,除扬帆口述自传外,还附录了扬帆的部分作品,包括202首诗词,还有几篇有关的回忆文章,全书约41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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