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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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16 21:22:25)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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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根红

姜胜洪

分类: 经济民生

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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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2011年02月14日16:12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争议成为焦点话题。近期,胡锦涛主席在接受海外媒体书面采访时,对中国政治模式作出重要回应,并给予高度肯定,不仅展现了大国的自信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明确回答了学界与公众的关切。那么,中国政治模式为什么是成功的?其评判的标准与标志是什么?它将如何演变?

 

  一、如何判断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成功标志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不可能有惟一的模式,政治体制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它们同时并存、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又相互竞争。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人口和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的。首先,世界人口大幅度增加,从2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近68亿人。其次,世界的国家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从45个增加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战后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国家数增加;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因苏联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解体,又导致国家数增加;再有,平均每个国家的人口数由5300万人下降至3500万人,相对而言国家治理难度减小,经济更加活跃。最后,世界经济迅速地一体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竞争日益激烈。在这场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各国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本质上也是各国制度的竞争,这已不简单地取决于哪个国家制度的好坏,而取决于该国制度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劣。

 

  中国总人口从1945年的近5亿人上升至今天的13亿多,与此同时也从一个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弱国成为极富活力、日益繁荣、统一团结的世界强国。那么,中国是如何成功实现国家良治的呢?我们又如何从国际视角来衡量她的成功,并进而证明她的政治体制是适宜的,也是成功的?

 

  这里不能靠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照西方价值观来判断,而需要用数据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这里“成功”与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案例”和“具体指标”;“成功”与否不是自我的评价而是横向的评价,并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在比较中鉴别。以下从两个方面作简要讨论:一是从过去30年(指1978-2008年)的长期发展角度,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比较;二是从过去3年(指2008-2010年)的短期发展角度,对G20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国际比较,进而说明中国的发展成绩是最佳的,确实是“风景这边独好”。

 

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它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也适应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能够回应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这源于过去30年实现了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显著进步的秘诀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发展奇迹绝非偶然或仅凭运气,而是有其发展之道。这个“道”也不是那么复杂、那么神秘,而是相当简明又顺其自然的。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选择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类指标进行分析,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均增长率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HDI)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我们发现,在1978-2008年期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增长率最快的20个经济体,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中实行五年计划的有13个;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中,则有8个实行五年计划(见表1)。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国际的“巧合”。诚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对此,许多真正了解中国的国外企业家和学者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例如,2009年11月,美中商会前主席詹姆斯·麦格雷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为:我们(指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全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走。中国人有五年计划,他们时刻牢记这些目标。(《美国可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参考消息》2009年11月15日第1版)又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China’s Megatrends)一书中将“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作为中国新体制(指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八大支柱之一:“国家的长远目标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政府制定优先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参见约翰·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扉页,第61页)

 

  我最近访问了台湾,在一个经济论坛上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作为案例,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决策如何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其大体分为11个步骤:历经了两年半时间的研究制定过程,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这个过程并不是什么秘密,等于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公开化,也就是我们说的“把黑箱变成白箱”。第二天《旺报》就有台湾的学者来抨击和反省台湾的决策机制,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台湾到了向大陆学习的时候了”。

 

  (见表1)

胡鞍钢: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三、为什么中国能够交出令世人惊奇的答卷

 

  由美国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沉重的创伤,不少主要经济体深受其害,而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危机如同一次全球大考,也是对各国应对危机体制的一次重大检验。这里我们选用G20国家的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比较:一是经济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四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从20个国家的考试成绩看,2009年中国在G20国家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最好,其中经济增速居首位,为9.2%,是为数不多的7个避免经济负增长的国家之一。200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2.5%,欧盟国家平均是-3.9%,日本是-5.3%,中国比经济增速第二的印度高出了2.7个百分点。

 

  (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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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已经开始经济衰落,也许将比美国经济还要恶化”,“中国难以继续奇迹”,它“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3月2日该杂志还公开预言,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不会超过4%。但是这一预言很快(仅有10个月)就被事实所击碎。中国在这次全球大考中,率先复苏,实现稳定增长,实现了主要宏观经济目标,交出了一份令世人瞩目和惊奇的“答卷”,而真正经济衰落的却是美国自己。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危机后的2.5倍左右。

 

  为什么中国能够比较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呢?有哪些深刻的认识和重要的经验呢?首先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刻的把握。其次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坚持政府主导和引导,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投资为例,2009-2010年政府投资4万亿元,但是带动了10倍以上的非政府投资,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50.3万亿元,保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

 

  各国的发展能力和国家能力是不同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大为不同。从中国情况来看,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主要来自于:第一,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学习、灵活应变、善于竞争的发展能力;第二,高效率的国家决策能力;第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第四,日益增强的国家财政能力;第五,充分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由美国引发并出口到全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空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美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他们对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自我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发表文章称赞: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她的政治体制能力,能够迅速作出重大的、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至少在经济政策领域是如此。相比较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体制能力,它变得更加刚性。在事实面前,这是他对20年前发表的《历史的终结》的部分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

 

  总之,“中国道路”不仅是一条从未有过的新路,还是一条越来越成功的新路。最好的选择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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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孔根红

 

[百度:孔根红]

2011年02月14日17:11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

 

  新世纪头十年里,西方有“十个没料到”:

  • 一没料到昔日所谓冷战的“胜利者”成为今日的“失落者”;
  • 二没料到苏东剧变后,却“反常地标志着西方阵营的困境及在世界领导地位下降的开始”;
  • 三没料到俄罗斯会“抵抗西方势力和西方价值观”,最后弃西方而去;
  • 四没料到新兴大国如此快速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 五没料到中国非但没有跟着苏联“垮台”反而“横空出世”;
  • 六没料到“历史终结论”成为“历史乌托邦标志”;
  • 七没料到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质化的幻想被打破;
  • 八没料到 “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遭遇“声誉扫地”之困;
  • 九没料到这十年成为“美国焦头烂额的十年”和“西方失去的十年”;
  • 十没料到“世界对美国的改变远远超过美国对世界的改变”。

 

  西方面对“十个没料到”,本能产生出巨大的失落感、危机感、认识滞后感和不适应症,全球战略平衡打破,“世界重新排序”,西方惶恐不安。

 

  当下,西方仿佛从“噩梦”中惊醒,纷纷反思、调整、变革其内外战略,并频频对我制造矛盾与麻烦。我们应在认真分析当前国际政治思潮内涵的演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变化的基础上,准确判断西方“噩梦”惊醒后的反应,牢牢把握我们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历史方位,冷静应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形势中的新情况、新动向,科学有效实施和改进提高我对外战略水平,维护发展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是进入新世纪头十年的“强大加速器”和“强大信号”,它打破了上世纪90年代西方“无忧无虑的后冷战间歇”和“充满幻想的插曲”,是世界进入21世纪初地缘政治的标志性事件。随后,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令西方不愿看到的现实、不愿接受的结果和不情愿认同的前景

 

  (一)西方为动摇其新保守主义的道德根基而沉痛。“9·11”后美国迅速扛起新保守主义大旗,军事上先发制人,外交上单边主义,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冒险,既没给海外民主试验带来“民主”,又没给世界带来“和平”,却让美国背上了“世界危险之源”的恶名。美国不仅“卷入旷日持久的困境”,也在道德、声望与信誉上遭受“毁灭性打击”。美付出了沉重而苦涩的代价,雄心受挫,痛定思痛,开始“从冷战后的得意和自信转为失望与退缩”。

 

  (二)新自由主义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恐慌”。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世界“经历了不受约束的盎格鲁—萨克逊自由市场经济的血腥和不公正”。曾一度被视为“楷模”的“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受害者”,现在受到世界的指责和诟病。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深感震惊而茫然,挫败感和迷茫感油然而生。

 

  (三)世界出现多种政治经济模式令西方深感不安。西方势力之外力量中心陆续出现,新兴大国崛起,G20“体现出新的力量平衡”与全球事务管理、合作的新姿态,改变了长期由北方主导南方、欧美主导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方有一种不祥之兆。一是在新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为“西方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而担忧。基辛格准确把握了美国人的心态与处境:“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的困境”。二是认为“新兴大国对现有秩序发出的挑战”造成了西方力量失衡。西方舆论称,远东的崛起“已经发动了‘争夺财富的世界战争,’他们实力的增强,导致‘西方衰弱,’他们的崛起是我们的衰退”。三是为西方没有获得冷战的最后胜利而失落。新兴大国政治经济模式各式各样,世界没有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质化,俄离开西方的政治视线渐行渐远,深感自己却成了“冷战的失败者”。面对“新角色崛起”,西方忧虑“威胁到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四)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让西方感受到“重大威胁”。西方从未停止过对中国要崩溃的预测,并多次列出中国要崩溃的时间表:“北京政治风波”、苏联解体、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前后、SARS期间、中国加入WTO、国际金融危机,都是西方预测“中国要天下大乱”的时间节点。冷战后的20年,中国非但没有乱,反倒是西方不安宁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中国崛起了,这大大超出了西方的预期。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噪的福山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然而,中国的崛起,又让西方患上了新的不适应症:中国的成功,西方“感觉到战略上的震动”,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二、历史的镜子中,照射出未来之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国际政治格局将在前十年变革的基础上继续演变,“中国道路”将成为下个十年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

 

  (一)一球多制,多元共存,世界多极化将继续成为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基本方向。世界力量已初步出现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转移进程,继欧美之后,亚、非、拉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出现。基辛格分析说,一些国家已经成长为强权大国,同时存在着几个实力相近国家的世界。国际权力呈分散化态势,世界多极化特征明显。非西方力量在世界事务中影响力上升。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模式多样化、文化多元化将是世界进入下个十年的基本面貌。享誉世界的美国已故世界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6年前深刻断言:在全球大动荡中诞生的新世界将因其多重政治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初生的新世界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格局的多重性,而且表现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幸运的是,世界历史的趋势是向全球多样化发展而不是走向同一化;今天,再也不能断定只存在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了。

 

  (二)各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依存、调整变革、竞相发展将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是多元共存。20国集团中,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模式;亚洲模式也有不同的版本;即使是美国盟友的国家,也是千差万别。继续认真规划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各类国家共同的追求。二是变革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告诫世人,任何一种制度与模式并不完美,其获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永远成功,更不可能适用于全世界。经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各大国及世界各类国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谋求模式创新、战略调整、自身改革成为潮流。三是相互竞争。全球化是地缘政治的竞技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发展理念之争、软实力之争、话语权之争将趋于上升。四是西方与非西方在制度、道路、模式、理念等方面的斗争更趋复杂。美西方不会放弃其所谓价值观的普世性,不会坐视其既有优势和主导权的丧失。而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就与不断增强的自主性,同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所谓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优越性的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越来越不愿意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

 

  (三)西方软、硬实力相对减弱,但绝不愿坐视其核心价值、既有优势和主导权的丧失;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美国虽失去绝对优势,但仍是“独一无二”的强国,仍处在世界体系的最高层。在新世纪头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历史联结点,西方处在一个矛盾、震荡、调整、变革的转折点。其阶段性特点是进行反思与变革:一是认为世界政治体系的发展与苏联解体后西方所抱有的幻想背道而驰,西方犯了“灾难短视”的错误,现在要正视“世界重组”和“全球政治觉醒”的现实,承认“不是美国没落了,而是整个人类崛起了”的现实,“美国将是最伟大、最强盛的国家,但是仍有其他强国并肩”(基辛格),美要学会与西方之外的政治力量重新相处;二是对“9·11”后恶意盛行的单边主义的深刻反思,认为美没有将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置于全球合作框架,承认“美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问题”,奥巴马是在对美进行“拨乱反正”的重要转折时期执政,决心“开启与世界重新交往的时代”;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进行深刻反思,认为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将“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推向全球,新自由主义含有最终导致其灭亡的种子,开始重新判断资本主义何去何从及其变革。西方的调整与变革已经开始,第一,要看到其变革的艰巨性;第二,要看到其化解危机、自我修复和变革图新的适应能力;第三,西方不会接受“西方没落”、“美国衰弱”的观念;第四,西方将会坚定捍卫其价值理念,美国将固守“美国始终是一个国际领袖”的信念不变。

 

  (四)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推动、丰富了多极化,影响力上升,将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国际舆论称:“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再次崛起是近年来最有影响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中国角色”在变化中的国际政治格局中被视之为“核心内容”。追溯中国改革开放起始的时间节点与中国崛起的历程,历经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个特殊敏感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80、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中国面临走什么道路的重大抉择;新世纪头十年,中国又面临着破解一系列发展难题,特别是面临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3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顺应世界潮流的道路,形成了科学的发展理念与模式,产生了世界影响,以自己卓然的“个性”和独特的风貌,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国家,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完全没有按照西方的指教行事而取得进步的国家,中国以这样一种多重身份进入世界体系,特别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结构”,引起世界上不同的声音在评论中国,不同的立场在看待中国,不同的态度在对待中国,不同类型的国家在全方位聚焦中国:支持、期待、炒作、捧杀、质疑、忧虑、牵制、敌意、围堵者应有尽有,“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政治中热议、热门、热点与敏感话题。

 

  三、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史起跑线上,我们应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强烈的忧患意识,静观天下大势,找准位置,审时度势,因势而为,化解风险,积极作为

 

  (一)把握国际政治格局和我外部环境的新变化,找准我国家身份定位,增强忧患意识。第一,国际政治思潮、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国际政治体系结构有新的变化,但现有的世界秩序没有崩溃,新兴大国是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下的崛起,尚处于成长期,它们还没有能力追求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对抗,“一超多强”格局没有被颠覆。第二,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仍不平衡、不对称,不能将美国和西方的衰退估计过高。美国和西方力量虽相对减弱,但没有衰落,在现实国际体系中,美依然是“头号大国”;发达国家综合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格局没有动摇,新兴大国要成为全球治理中重要的、名副其实的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坚守我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事关我国前途与命运。我国在现有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国际制度结构中有差距。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中国崛起将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过程,应避免超水平透支我发展实力,减少崛起成本。第四,我国是苏联解体后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中仍处在弱势地位,要避免成为西方矛盾的焦点,减少发展进程中的阻力和外部压力。

 

  (二)我国进入崛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碰撞期,应有效化解“十大矛盾”。中国崛起正面对各种“崛起难题”;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比其他大国崛起面临的麻烦更多、更复杂。美国认为我国挑战其“领袖”与“霸权”地位,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向我国发出意识形态攻势;西方国家“用显微镜观察中国的毛病”;新兴大国与我国展开竞争;周边国家对我国防范;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希望我国给予支持,又以焦虑的心态看待中国。我国面临一个高度敏感期和矛盾多发期,我们应努力化解以下几大大矛盾: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二是中国崛起与西方遏制的矛盾;三是中国快速发展与世界各类国家日益增多的利益摩擦的矛盾;四是中国发展的实际水平与国际社会赋予更高期待的矛盾;五是同周边国家“疑华”、“借美制华”的矛盾;六是同新兴大国关系利益调适磨合出现的矛盾;七是有效化解所谓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国际战略格局剧烈动荡的矛盾;八是大国崛起应避免与当下的霸权国家和世界政治体系发生正面对抗的矛盾;九是国内问题中的国际因素、国际因素中的中国因素双向互动的矛盾。

 

  (三)抓住重点,全面布局,切实提升我国外交质量与水平。第一,中美关系关系我国战略全局。对中国的敌视根源在美,但中美没有美苏冷战时期全球称霸的对抗性,我国对美工作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美目前是“傲慢与脆弱的结合体”,对其傲慢,巧于周旋;对其脆弱,适度兼顾其心态、利益与关切。第二,盘活我国外交资源,推进全方位、立体化外交,妥善处理各方关系,扩大、深化同各类国家利益汇合点。加大对发达国家工作,巩固在大国关系调整中的主动地位,善加利用美及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以防西方联手“制华”;增进同新兴大国的战略互信和机制化交流,加强合作深度与依赖;巩固周边战略依托,提高处理涉主权争端的能力,加强与美在周边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减少中美在地区战略上的分歧;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投入,夯实外交全局中的战略根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维护我国家利益,提升我国际地位。全面开展各领域外交,增进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第三,努力改进公共外交观念与方式,创造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顺应国际规则的公共外交话语体系。思想实力是建构大国地位的基石。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个更懂得、更善于说清楚中国的中国式的公共外交。要组织专家队伍,认真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软实力的“中国方案”,如何用外国人能听懂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清楚中国的未来走向和发展目标,让外部世界不要误判我发展意图,减少对中国实力增长的误解和恐惧,成为当下紧迫之思和刻不容缓之举。

 

  (四)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在有优势和有影响力的领域重点开展工作。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世界更加关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愿同我党加强往来和交流。在我对外工作面临矛盾多发期、突发期,政党外交通过业已形成的高层往来、传播工程、政党培训、智库交流、特色调研、民间外交和经济联络等多种形式与机制,充分发挥其“政治家外交”、“基础性外交”、“预防性外交”和“人文化外交”等优势与潜力,努力化解外部世界各方矛盾,积极规避风险,缓解国际社会的疑虑、敌意和压力,树立我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为赢得我战略机遇期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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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我国网络民意表达的主流态势

 

姜胜洪    (作者: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1年02月14日17:05   来源:《红旗文稿》

 

 

  网络民意作为一种原生态民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了重要依据。而网络民意传播及时、覆盖面广、参与方便的特点,则为政府了解民心向背提供了成本低廉、反应快速的平台。当前,我国网络民意表达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大多数网民希望通过表达和参与,让政府部门了解民情民意,推动公职人员改进工作,督促问题和事件的公正解决。但同时,由于网络和网民的局限性,网络民意表达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政治、社会风险和威胁,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如何引导网民理性表达,让网络民意成为推动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是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民意表达的主流态势

 

  2010年,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4.2亿,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网民的表达意愿和参与意识持续高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6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显示,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网络所传递出来的声音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形成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监测、反馈和吸纳机制。网络民意正日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和执政,推动着我国社会的进步。

 

  1. 网络民意表达更加理性、更加实际,对社会影响正在日益增大

 

  民意,是社会大众对某一社会问题或现象集中表达出来的具有多数一致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并具有对事态产生强烈影响的意见、态度、情绪和干涉意愿的总和。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意表达渠道大致分为几个层次。一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采集民意形成提案议案,对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质询等方式来传达群众的关切。二是通过群众写信、上访、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形式,反映群众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呼声。三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就某一事务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此外,传统媒体也是表达公众心声愿望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这些常规民意表达渠道目前都还不够畅通,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互联网的兴起大大改善了公众公开表达民意时的被动局面,通过网络论坛、BBS以及博客、微博、QQ群和新闻跟帖等,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建议通过网络直接表达出来,网络的力量也使昔日被忽略、甚至被轻视的那种“一盘散沙”式的民意得以集中表达。

 

  以2007年我国网络民意元年、2008年我国互联网拐点为标志,网络民意进入快速成长期。2010年网络民意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网民的呼声已经成为引导和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如“河南商丘赵作海冤案”中对国家赔偿的关注、“福建南平血案”中对儿童生命权利的关注、“神木法官入股煤矿事件”中对法律正义的关注、“山西问题疫苗事件”中对少儿健康权的关注、“四川巴中白庙乡全裸晒账本”中对阳光财政的关注、湖南“天价芦笋片”事件中对医疗公平的关注等。特别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方坚持拒不道歉的错误立场,不但遭到我国官方的严词批评,也引发了我国网民的愤怒,成千上万情绪激动的网民纷纷用留言表达了对日本的抗议。

 

  2. 网络民意表达助推着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

 

  面对汹涌的网络民意,政府一方面强化网络管理,以抑制过于偏激的言论;另一方面对网络舆论的反应提速,日益重视网络民意。尤其是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都在信息发布、舆情应对、官民互动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至2008年底,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省市一级已全部建立政府门户网站。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公众意见,网络问政正逐渐融入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中。自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之后,各地公安纷纷开通微博。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9月正式推出“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栏目。同时,各级领导干部重视网络、利用网络的意识越来越强,很多领导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一些观念比较开放的官员还通过开博客、微博等形式主动与网民进行更为直接的沟通。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表示,领导干部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善于“下网解民忧”。可以说,对领导干部而言,网上收集网情、网下解决问题,必须成为一种新习惯。

 

  2010年地方党政机关应对网络民意的能力稳步提高,处理问题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如安徽马鞍山局长打人事件发生后,市委书记火速赶往现场亲自做群众工作,舒缓民怨,使一触即发的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酿成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辽宁庄河“千人下跪”、广州法制办“咆哮哥”、海南三亚社保局“招考门”、江西抚州宜黄“9·10”拆迁自焚事件等问题中,表现不当的当事官员也都被上级党政机关迅速果断地进行了处理和问责,及时挽回了政府公信力可能因此受到的损失。事实证明,只要地方党政机关认识正确、做法科学,互联网完全可以管理好、应用好,发展成了解民情、汇集民智、疏导民怨的好媒介,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决策参考的好帮手和官民互动的重要窗口。

 

  二、网络民意表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网络民意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网络民意表达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给各种虚假言论、不实言论、恶意言论提供了温床,给政府权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1. 网络民意并不能代表全体民意

 

  中国互联网发展、普及和应用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受经济发展、教育和社会整体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互联网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6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显示,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因而,“网络民意”很可能带有地区尤其是城市偏向,网民们对特定问题表达的所谓“主流民意”或许只能代表多数城市人口的意见,而未必能代表占我国总人口2/3之多的广大农民的意见。

 

  2. 网络民意容易被操纵和利用

 

  只要掌握了操控网络的技术,那么网上就可以充斥单方面声音,从而使真实民意反映出现偏差,甚至可对民意进行“操控”。从“推手”到“打手”,从“五毛党”到“三毛党”,随着网民规模的激增,越来越多的不同利益群体在网络中炮制出海量的“民意”信息,尤其是那些强势群体,更容易通过其自身优势“制造网络民意”,甚至有许多利益集团发动“五毛党”等方式炮制民意,推动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干扰政府决策。但面对互联网中海量信息的不断轰炸,相当多的民众却缺乏驾驭这些信息的足够能力,往往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3. 网络民意表达中存在非理性和情绪化倾向

 

  由于网络信息发布的便利性及网络信息审查与传统媒体的信息审查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之网民阅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性,面对一些热点事件时,网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厘清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使得非理性和过于主观的声音经常容易占据上风,极个别人甚至发布一些虚假信息侵犯他人隐私,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甚至威胁社会正常秩序。

 

  首先,在网络上容易出现“群体极端化”现象。这种“群哄”式的网络民意,极易引发和扩大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危害社会安全。

 

  其次,激进网民线下“维权”行动有日益增多的趋势。2009年开始,在一些突发事件中,部分网民不满足于网上的“口水战”,企图在网下有所表达。2010年激进网民线下“维权”行动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在微博、Twitter中文圈里尤为突出。网民的线下表达,容易对事件处理形成干扰,影响对事件的依法、公正处理。

 

  第三,在网络上容易出现虚假言论,极易造成群体的盲从与冲动,引发社会性恐慌。比如,2010年9月11日至20日,我国对适龄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网上竟然谣传所用疫苗是美国赠送的,其实是美国的生化武器,搞得人心惶惶。又比如,2010年9月,一名男子在网上散布南宁“永和桥塌方,三个公交车掉江里” 的假消息,这一帖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网络上的累计点击率就超过1万人次,很多市民致电相关部门询问此事。

 

  第四,“人肉搜索”可能会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侵犯当事人名誉或隐私。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近几年“网络暴力”事件频繁进入人们的视野,“铜须门”事件、“虐猫”事件、“姜岩死亡博客”事件、“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很黄很暴力”事件、“泼墨门”事件、“捐款门”事件等,参与网民数量众多,不仅在网络上声势浩大,紧接其后的“人肉搜索”更是把这种影响由网络世界带到了现实社会,网民的道德审判、侮辱谩骂对当事人的正当权利造成极大的损害。

 

  三、正确引导网络民意表达的策略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30多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凸显,面对收入差距、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特别是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民众的很多不满情绪会通过个人行为表现出来,更多的网民会通过网络表达自我,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减轻自我压力和痛苦的途径。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在高度重视网络民意表达的同时,要妥善处理,善待、善用、善管网络舆论,充分而稳妥地发挥其“社会排气阀”的作用,正确引导网络民意表达,及时排泄网民累积的不满情绪,从而使互联网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既要高度重视与尊重网络民意,又要对网络民意进行科学甄别

 

  网民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已经初步形成政府与民众通过网络实现良性互动的模式。政府部门在进行决策时,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民意表达,建立网络民意的收集机制,提高对网络民意进行分析、判断、梳理的水平,使网络民意最终在现实的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展现出来。同时,要对网络民意进行科学甄别,既不能一味删帖、屏蔽、过滤,甚至对举报人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堵塞民意通道,也不能被所谓的“网络民意”所束缚,甚至被挟持。政府要理性、冷静地对待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引导网民多角度、多维度看待问题;对有谣言嫌疑的内容,要想方设法弄清真相;发现谣言要在第一时间辟谣;平时要注意培养网民识别谣言的能力,养成理性分析、看待事情的习惯,遇到网民们情绪化压倒理性之时,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正确引导,并选择恰当方式合理释放网民情绪。

 

  2. 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及时澄清不实传言和恶意猜测,取信于民

 

  一些地方政府以怕引起当地百姓恐慌、维护社会稳定为由,千方百计用种种手段对真实消息进行压制、隐瞒。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传言与官方消息在赛跑,政府失语和媒体缺位只会给谣言让路,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比如,泰兴幼儿园惨案后,豆瓣网上出现了一则《难以平复的心情(泰兴幼儿园惨案最真实情况)》的帖子,发帖人以知情者的身份透露了大量官方消息中没有提到的所谓细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面对语焉不详的官方消息和细节充分的爆料贴,网友们更倾向于相信后者,不少网友跟帖质疑当地政府是否瞒报信息、隐瞒事件真相,最终引发了当地民众的聚集;而南京“7·28”事件发生后,媒体和网络先后由之引发了事故现场照片误贴事件、“直播门”事件、陈光标口误事件及死亡259人造谣事件等,引起了舆论的混乱,干扰了事故的处理。由于中央、省、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新闻发布组,在事情发生后的30小时内先后召开三次新闻发布会,在第一时间发布真相和政府救灾举措,引导舆论,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媒体报道权,为事故的处置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谣言止于公开,公信源于透明。只有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布事实真相,才能真正扼制住谣言的散播,争取工作的主动。这就要求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早说话、说实话、会说话”,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压缩虚假信息传播空间,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把网络民意纳入主流舆论之中。

 

  3. 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相结合,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在网络舆论发展的初期,互联网上各种言论的源头主要是引用转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报道,并对其进行补充式的传播和讨论。但是,随着近年来网络言论载体的丰富和网民数量的增多,这种格局早已有所改变,互联网经常成为独立的信息源,网友“爆料”经常引爆网民热议,传统媒体特别是都市报纷纷跟进采访、补充细节,互联网已成为传统媒体选材的重要来源。互联网“倒灌”传统媒体,网络与传统媒体深入互动,推动事件发展,这种新的舆论趋势在这几年愈发明显。新老媒体交互作用,更容易使一起事件在全国掀起舆论风潮。因而,主流媒体在加强传播能力建设中,要增强向互联网延伸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积极开拓新兴媒体领域,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在遇到网民情绪化压倒理性之时,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感召力,及时发现并认真疏导网上的疑惑和怨气,避免事态进一步发酵,最终形成新的稳定有序形态。

 

  4. 有效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对公众舆论加以科学的引导

 

  “意见领袖”通常是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的人。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意见领袖在网络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很少一部分别有用心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大部分是爱国爱家,拥护党的领导的公民。这些来自社会各方,带有很强“草根性”的网络意见领袖,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够左右网民的判断并最终引导网络舆论的走向。因此,政府在对互联网的管理中,应该注重与这些“意见领袖”的沟通,引导他们加入舆论引导行列,充分发挥他们在网民中形成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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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浪网友2011-02-20 14:22:41 [举报]

      笑而不语
    • 新浪网友2011-02-20 22:59:24 [举报]

      胡鞍钢们,别做梦了,中国的发展只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发展。中国30年发展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中国模式的成功,而是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的成功。所以,不要再继续编造计集权政府、划经济和政府所有制的正当性来自欺欺人了。真正的结果如此,还得让子弹飞一会后才能知道。
    • 新浪网友2011-02-22 11:27:03 [举报]

      唉,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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