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地打造海外日本

为何要建立“东方经济学”

南方都市报:我们回过头来观察二十世纪,这个世纪几乎所有重大的发明都是美国人干的,但最后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应用,产品的升级更新等工作最后都是日本人深化完成的,这是否与日本的这种财团模式有关?

白益民:这首先就与美国的本土环境有关,美国人更强调利润,所以它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它要迎合股市的要求,股票只有在财务报表好看的情况下才会涨,但很多产业是需要培养期的,而且是要有人才积累的,市场又要求不断地对产品进行升级,而美国的人才体制流动性比较高,所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不适合产业的培育、升级,也不适合产品的综合化,规模化,而适合产品的发明。

美国经常玩一些概念,说个故事,然后就到市场上去圈钱,也不是说前者不好。电脑是美国人发明的,但笔记本电脑是东芝最先造出来的,手机是美国发明的,但由大板砖变成现在的小巧手机也是日本人干的。最后能把各种产品集约,综合化到一起,小巧,更多样性,能大规模应用生产的往往是日本人。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这些,因为它的企业是有关联的,能透过市场的反应把各种技术综合在一起。美国往往是发明了一种产品,推向市场,然后有人复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美国企业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到一定时候它就死掉了。而日本开始可能也有竞争,比如彩电,松下在做,东芝也在做,但竞争到一定阶段,它们就走向“和”,不是谁吃掉谁,而是互相持股,共同投资,甚至相互分工,像日立、东芝、索尼等公司共同干一件事,组建一个公司很常见,不仅在彩电业,在矿山机械等领域,它们都是这么做的。

南方都市报:如果深思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日本的这种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深刻影响。日本这种财团模式实际上使得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一直占据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最高端,这最后导致美欧(德国除外)的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剧,逼迫美国不断去做大虚拟经济。

白益民:对,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比较优势理论”,我们现在把这理论当圣经一样看待,为什么70年代出现了这个理论,而不是30年代、50年代出现,其实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理论,是当时日本、德国把美国的产业挤兑得不行了,那美国怎样生存,怎样竞争啊,那他就说要把利润低的产业转移出去,保留电脑啊什么的利润高的东西,后来什么都是低利润了,只剩金融了,美国人觉得钱能生钱,干吗还去搞生产。美国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可以滥发纸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开始利用IM F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近30年来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与此是息息相关的。

美国利用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可以滥发纸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开始利用IM F像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近30年来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与此是息息相关的。美国现在只能玩虚拟经济和发明了,但美国的教育体系很厉害,很适合搞发明,他们通常在在大学里弄一个概念,把产品发明出来,但日本人也有应对之策,美国申请的往往都是原创性专利,而日本往往申请的都是实用性专利,原创性专利被实用性专利包围后,只能被动应对,因为原创性专利如果搁置几年不用,可能新的技术,新的专利就替代它了,而实用性专利是与市场息息相关的,它的生命周期比较长,最后往往逼得美国只能把原创性专利卖给日本人。因为原创性专利只有与实用性专利变成一个“专利池”最后才能成为一个普遍应用的产品和产业。像E V D这种产品,一个两个专利是不行的,它的应用是一个专利池。现在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是日本,美国专门做专利的高通公司在中国才申请一千多个专利,而一个松下在中国就申请了上万个专利。

南方都市报:从近三十年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从这次的金融海啸全球各国对美国的不满可以看出,当初欧元建立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应对美元霸权,使欧洲各国不再深受浮动汇率之害,美国这种金融模式未必能玩下去了。

白益民:美国产业空洞化,这种金融模式要是玩不下去,我觉得它也会回归制造业,但它的制造业根基已经动摇了,回不去了,因为制造业需要高级技工而不是金融家,欧洲只有德国存在,德国的制造业体制与日本类似,西方人称之为“莱茵模式”,它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我把“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并称为“农耕模式”,而把“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称为“游牧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两种模式区别在何处?

白益民:德国、日本都是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以培养、精耕细作为主,而游牧模式是掠夺式的、粗放型的,是放马吃草,注重短期利润的模式。为什么丰田会出现“精细化”生产,实际上就是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美国重拾制造业,可能会与欧洲产生更紧密的结合,重启与欧洲的金融产业合作。日本的产业在全球做得产业规模越大,它的风险系数也越大,从长远来看,它非常需要中国在产业链上的分工,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来分担它的风险。日本可能会更紧密地与中国、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形成雁字形排队。当然,中国现在产业升级,正在向台湾、韩国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中段挤压,日本产业低端的下一个合作伙伴会是印度。

南方都市报:你提出建立“东方经济学”,目的也是呼唤我们重新认识日本的经济模式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哲学基础?

白益民:对。2002年,日本商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组织经团联和日经联宣布正式合并,推举原日经联会长、丰田董事长奥田硕就任新的日经联的会长。经团联的会长有“财界首相”之称,实际上日本的经济政策是由经团联主导的。日本是产业立国,所以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是日本经济的最高领袖。奥田硕此人以注重劳资关系,提出“重视人性的市场主义”理论,反对“资本至上主义”著称。在日本,股东利益并不是第一位,雇员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本主义,而不是绩效主义。

日本这种财团模式里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终身雇佣制,这些年来我们老说它是不好的,因为按照美国的说法人才要有流动,才有创新,而日本人却说终身雇佣制是一种能把很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下来的一种方式,产品的升级和综合化都需要这种积累。我们这些年来也老在说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什么的,靠什么,其实最后是落实到人,买了专利技术,买了设备,但能维持多久?可能马上就被市场淘汰掉了,因为你没有升级能力,因为你的技术人才都在学美国,都在快速流动,技术沉淀不下来,其实这是日本的“工程师”文化。美国在利用它的金融资本(基金模式)的垄断力量管理全球,显示其宏观经济的霸道,而日本则利用这种商业资本(综合商社模式),演义微观经济管理的王道。我总结为,基金姓“资”,商社姓“社”。而且,从更长远的来看,美国的这种模式与日本模式的竞争,最终谁会笑到最后,我觉得还不好说。

中国大型上市公司的经理们,在M B A们、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协助下,常常很容易被说服进入资本运作这一个更高层次的管理阶段,这其实是美国人的玩法。中国人玩不起,因为你有那么大的人口要就业,也要制造业立国。现在 到 处 都 是充斥着美国的MB A教育,中国的商业文明其实非常发达,甚至可以追溯到殷墟出土的器物上,只是在近代,我们穷了,我们就把我们的东西全盘否定掉了。日本是东方现代经济模式的样板,其实溯源的话,也是徽商、浙商商业文明的现代延续,但日本并不是东方经济学要研究的全部。实际上,日本的商业文明是中国宋明时期商业文明的继承和发扬,更早可以追溯到汉唐和殷商文化。

日本财团模式的运作机制

南方都市报:日本现在的综合商社模式,或者财团模式与战前的财阀体制有何不同?

白益民:二战前的财阀体制实际上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是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二战后的财团实际上是以交叉持股,是相互关联的球状结构了,这种网状的结构使它们能在全球不断滚动,不断壮大。实际上,像现在的三井财团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但它不再是依靠自然人的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以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依靠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整个财团体制的稳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从事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互紧密依赖,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它围绕全套完整的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它已经成为了真正的社会企业,被日本人称为“国民企业”。

南方都市报:这个财团体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白益民:在这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家族式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它负责生儿育女(众多的制造业),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谋划(获取情报),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

你要深入到综合商社里面,你会看到首先它是一个贸易公司,但与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不同,它更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就像三井物产的社长所说,从卫星到鸡蛋,它可能什么都做。但它不是百货商店,综合的意思其实是集成,通过集成来发挥综合效应。它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面,同时又有金融的服务功能,综合商社在日本又被称为“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但它与单纯的银行又不同,有投资银行的功能,又有对关联中小企业的融资功能,它对关联的中小企业的帮助并不是融资那么简单,比如它还包销它们的产品。像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母体,已经培育出众多的世界级企业,三井财团体系内的五百强企业更是有一大把,其中就有丰田、东芝、索尼、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越百货等知名企业。

这种模式在面临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时,不像美国,一转移,美国就丢掉了整个产业,而日本是丢不掉的。所以你看到日本这么多年始终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美欧的制造业日益空心化。一些学者在谈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时候,喜欢谈要掌握定价权,其实日本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没有产业主导权根本谈不上定价权。

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

白益民:1996年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主要学习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粮食贸易和美国的粮食期货操作。教授业务的大江先生对我说:“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经济就会垮掉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日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贫富分化。”

你若考察一下日本的这种企业制度的社会功能,日本国民首先将企业视为自己终身依托的归属团体,比如自称“丰田人”、“东芝人”等,他们是经过企业这一中介与日本政府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这种法人交叉持股的形式实际造成了经营者支配的结构。法人股东更多情况下与其说是为了“支配”本身,不如说是为了反映企业的关系程度,特别是稳定的交易关系。主办银行为财团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商社为财团这些法人股提供资源保障。这些法人股股东几乎很少干涉持股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甚至不要求高的分红,这些为日本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

日本的这些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非常低,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很小,不像美国企业,动辄几百倍。只是在近年,部分企业才开始引入期权机制,但仍然引起很大争议。所以东京大学的佐藤康邦教授用“从外面看是资本主义,从里面看是社会主义”来形容日本社会的特征。其实,他就是说日本的经济资源具有极强的统合性,这种统合性兼备了灵活性和战略性。日本的精英对他们建立了既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和民众福利特征,同时又比所谓的“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更灵活的制度自豪。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的计划性并不是来自政府的强力干预,而是产生于企业间的协调,在这个方面,在财团内部,经理人联合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则发挥了日本整体的产业分工与协调作用,形成了名义上的“大日本株式会社”。一些经济学者也把这种制度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  

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为何屡屡失败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多以失败而告终,比如中铝增资力拓、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联想收购IBM、上汽收购双龙等,无论是收购品牌、技术,还是石油矿山等资源,都是同样的命运,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走出去”的经验匮乏?

白益民: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收购,拓展海外市场,无论是收购资源、技术还是品牌,其实和打仗一样,无非是想占领那块阵地。打仗的话,你必须把周围的情况弄清楚,一上来就火力猛攻一个阵地,而没有一个铺垫过程,或者急于把主力部队开过去,动静很大,对方很快就能把你的主力给阻击住。

在这个方面,日本走过的路子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日本企业往往是分路包抄,比如说它的综合商社先布局,财团的关联企业分散开来,采用合资的形式,先在一个山头入股,再在另一个山头入股,通过此类的布局先建立人脉关系。其实最后能否完成收购,关键的还是这些被收购方的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他们把你当做伙伴而不是敌对的收购,那么趁他们危机或缺钱时再去收购,对方反而是欢迎的。日本的财团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立足长远,做好铺垫,最后完成收购顺理成章。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一个是方式不对,大张旗鼓,等于把这个市场变相炒起来,国际市场应声而涨,也等于变相抬高了自己的收购价格;一个是出击的时机也不对,就像中铝收购力拓一样,资源价格正在回升的时候去收购,很容易被认为是敌对收购。其实收购最好的方式,是要有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周围集结的是一个部队,化整为零,先几方出击,慢慢先建立关系,先尝试着一些小的合资,慢慢取得优先认股权。

在争夺印尼东部的天然气资源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中海油当时买了印尼东固气田的部分股权,当时英国的天然气公司想出售它在东固的股权时,三井物产也想买这个股权,但三井物产并没有直接入股,而是它的一个合资企业入股了。当时中海油获取了优先认股权,当英国天然气公司要卖的时候,中海油就启动了此权阻击了三井物产。后来虽然三井物产没有进去,但实际上东固气田的股份里,除了英国的天然气公司及BP外,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资本,包括双日、丰田通商、三菱商事等,但它们都是以合资的面目出现的,从外面是看不到日资的。日资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已经把东固气田50%以上的股权拿到手了。虽然中海油阻击了三井物产,但其他的日资公司也启动了优先认股权,最后是中海油多拿了4.5%的股权,但日资企业多拿了6%的股权。

南方都市报:中资企业是一个“单兵突进”式的收购模式,直奔的目标往往就是“(控)股权”,但日本企业的收购是先在战略布局上把外围工事打通?

白益民:对。第三个问题出在思路上,中资企业的海外收购已习惯于美国投行的做法。美国投行采用的是一种金融模式,是金融家的思维主导,就是盯住“股权”,用钱去砸。中国很多海外收购主要的依赖方就是美国投行,依赖它们的信息,依赖它们的判断。它们收购的一个标准是看财务报表,但实际上收购一个企业或资源并不简单是一个财务报表的问题,还有当地的政经资源问题、法律问题、环境问题、市场问题,以及它们在整个产业链的关联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企业的财务报表里是看不出来的。财务报表只是把资产、盈利等数字化而已,然后估算一个值出售,卖出的其实是一个数字概念,很多时候等收购完后才发现是一个陷阱,就像中铝收购力拓被套在高点,上汽收购双龙最后败走工会一样。

美国投行它不管这些,它的收购模式就是把企业剥离完了以后,把主业出售,至于管理、文化冲突、市场等,它们都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中资企业与美国投行合作,买了以后根本不能消化这些东西,其后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收购价格。但日本的综合商社拓展海外市场,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产业投行,它不是美国式的金融投行。产业投行的思维实际上是商人思维,有点类似浙江的温州人。他们是先去跟人打好交道,与当地政府打好交道,然后再带领一群企业杀过去,不仅各个企业之间的资源汇集、情报汇集,而且其背后还有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像中资企业,往往就是一家,中铝、五矿等的海外收购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依赖投行,没有协作单位,也没用关联企业的支持,更不能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做长远布局。

 

南方都市报:这种综合商社或者财团的海外收购,采用的这种“集团军作战”模式,实际上是把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三种资本力量集合在一起并肩作战,渗透到产业的整个链条中去,日本是如何形成这么一种模式的?

白益民:实际上,不仅仅是海外收购,日本企业与全球企业的竞争也是采用同样的模式。我喜欢把日本人和温州人对比着说。温州人做生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抱团。无论是从资本上,还是从整个的战略布局上都抱团。而国企为什么不走浙商,走温州人的这个道路?就是因为它们手头有钱,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做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在二战后是没钱的,没钱的情况下它们用什么方式扩张,用什么方式与其他国家竞争呢?它们首先是综合商社先出去,先完成情报工作,先了解当地的资源,产业情况,先建立办事处,先从做贸易开始,然后金融资本利用商社的情报力量获取投资信息,接下来再把产业资本引入,在当地企业入股,办合资或独资公司等。日本的这种财团体制实际上脱胎于二战前的日本财阀体制,在这个体制内部,它有主办银行,有做贸易的综合商社,有做实体产业的公司。但二战后,日本的财阀体制被美国人解散了,当时美国人认为财阀体制是战争的根源之一,将包括三井、三菱、安田等在内的几大家族财阀解体。像三井物产这类的综合商社,也被分割成170家小公司。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这些企业又重新聚合,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逐渐形成了三井、富士、第一劝银、三菱、住友等财团。原来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相互持股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变相的家族主义,集中力量做事。

为什么中国学习财团模式没成功

南方都市报: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也曾经想学习日本的这种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模式,比如当时中央政府就明确扶植当时的中化集团做试点,最后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白益民:一是大环境的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乃至全球学习的榜样是亚洲四小龙,是日本。当时连美国人也学习日本,美国人也在高呼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日本。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好。你也知道,中国的学者是善于捕捉领导意思的,当时领导也倾向于学习日本,而韩国学习日本建立的财团制度相对来说又比较成功,也在快速扩张,当时在中国的学界就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中国的改革方向更多的是来自学者的建议,而当时这批去美国学习的留学生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占据了各大高校和话语权的中心位置,所以当时的整个学习氛围就是学习日本。

199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化公司在全国进行首家综合商社试点。但当时企业的内部运营机制,还不具备,还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还是靠垄断,还是靠指标吃饭,价格机制都不是市场化的,也缺乏金融的支持,而实际上商社与财团是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是面对市场竞争形成的一整套体系,就是说当时在不具备条件的土壤里播下了种子。另外,中化公司虽然是当时全国贸易行业的一艘旗舰,海外分支机构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内部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集团负债沉重,许多项目管理失控,而各路诸侯各自为政,在投资决策和资金管理上拥有超常的独立性。

后来正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舆论风向标突然变了,好像日本韩国不行了。美国的金融,玩虚拟经济,像索罗斯的这套比较厉害,再加上美国的IT行业的兴起,1999年麦肯锡公司介入中化集团的改革,为其设计了新的业务发展战略。中国开始学习美国了,像企业的发展应该是通过股市直接融资,而不是像日本财团,像温州商人这样间接融资,然后就是学盎格鲁-撒克逊这套经济模式,让企业进入股市去圈钱,接着就搞M B O,搞产权明晰,搞创业板,连企业上市的标准都是要搞主业经营,不能交叉持股,实际上主业经营影响了产业链的结合,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企业文化对整合产业链不感兴趣。当危机来临时,美国公司总是企图摆脱和剔除其陷入困境的产业和部门,而日本财团更加注意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同发展。所以美国适合搞尖端的,或者一个新创的技术,它要求产业发展要主业经营,因为它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上市。但中国搞什么都一刀切,说学习美国,一窝蜂地都上去了。

南方都市报:中国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刻,现在的确有回过头来重新认识日本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的必要。

白益民:是的。这些年来,中国学者对日本的认知水平还停留在“失去的十年”阶段,老拿日本这些年来G D P(国内生产总值)的低增长说事,而没有看到日本在整个海外的资本扩张和产业布局,日本已经走出海外很多年了,就像你回头看温州的G D P这几年都在下降一样,但温州不行了吗?真正衡量一国财富的重要指标是G N P(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G D P。G N P等于G D 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国外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在日本G D P低迷的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名世界第一。到2002年,日本的海外存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德、意对外纯债权总额的六倍,与1991年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倍多,年均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他们正在默默地打造一个“海外日本”。

这种错觉其中也有感情色彩的成分,近年来我们与日本的关系不好,所以看日本我们也总看到日本不好的一面。然后我们也爱看韩国的热闹,韩国大宇家族出问题,现代集团的领导人被逮了,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中自杀了等等,但你要反过来看,韩国的财团模式与日本的财团模式是不同的,韩国的财团有点类似二战前的日本财阀模式,是受家族控制的,而且必须要给政府捆绑的很好,而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韩国的财团实际上现在也在社会化了。

南方都市报:中国人不重视日本的这种经济模式,实际上与留学欧美的这批人占据了话语体系的中央有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白益民:还有跟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中国真正搞市场经济也就30年,或者更准确地说,也就15年,因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15年,我们搞的基本上还是计划占主导的经济体制,要求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或者在婴儿期深刻领悟并学习日本的这套经济模式是不现实的。日本的这套体制实际上已有近300年历史了,不断地改造完善,经过二战后的被动的分解,主动的聚合。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每一个经济模式的背后都有它的一套D N A符码,我们无论在学习或模仿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刻了解这种模式的来龙去脉和缺憾,以及与自身的基因是否契合的问题。

白益民:我们学习美国模式最主要的失败还是在意识形态这块,之前中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经过前30年的社会实验失败,我们认为我们要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个人创业啊,崇拜比尔·盖茨啊,要改革原来僵化的国有体制。在经济模式上,这些年来学习美国这套,我觉得是必要的,是适合这个时期的需求的。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市场是一片空白,要做是能做起来的,但现在已经过了这段时期了,跑马圈地圈得差不多了,要精耕细作了,中国产业要升级,要争夺海外市场,是要进入已经被圈地划片好的市场,靠这种单枪匹马的个人主义是不行的了,日本的这套模式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产业要升级,将来可能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韩国、日本,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做大做强的,他们是如何拓展海外市场的。不要像中铝或者中投这样一搞都是大动作。日本当年吃过这些亏,当年日本高调收购美国的帝国大厦,被美国人惊呼“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被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后,日本落入了金融陷阱。所以,日本现在做事越来越低调,越来越隐蔽,更多的是搞合资,你看很多合资企业的名字是英文名称,其实背后是日资在控制,你到北京商场的高档化妆品专柜走走看,七八成以上的化妆品其实都是日资的,但品牌都是英文。     论日本财阀系企业集团的形成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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