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越研究越不懂中国 利用留学生收集情报

两年前,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回国度暑假,多日不见自然饮酒寒暄一番。这位读社会学博士的朋友拜托笔者帮忙找些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做一项调查。

  仔细询问后发现,原来她此行是为博士论文搜集数据。

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已被导师认可,重点研究中国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了朋友,笔者当了一回“托儿”,接受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调查,把自己的求学、工作历程、心态、对社会的认知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不过,当时笔者对此大惑不解:到日本留学念博士,怎么研究起中国的话题来了?岂不是舍近求远?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何必要到日本去?她回答说:“导师认为,我研究日本的情况肯定比不过日本的同学,研究中国问题反而具备优势。”

  此后,笔者一直忙忙碌碌,也不知她的研究进展如何。后来由于工作关系,频繁接触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发现像我的朋友那样研究中国问题的留学生并非特例,而是极为常见的现象,而导师的理由也惊人的一致:和日本同学相比,中国学生研究中国问题更具备优势。我不敢说所有文科的留学生都如此,但至少我接触的留日学生,十有八九在研究自己的国家。

  想到这一点,不禁暗自佩服日本的深谋远虑:假如每年招收100名来自中国的文科博士研究中国,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据库?这个涵盖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数据库,无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还是在特殊时刻,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日本为何对中国如此了解?由此细节即可见一斑。

  日本的导师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中国学生好,还是有着一定的默契,笔者并无定论。不过,和一位留学日本多年的中国学者聊天时,他也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并举了一个例子来印证笔者的结论。他说,国内某顶尖的工科高校和日本互换留学生,中方的一位留学生到日本后发现,他的题目竟然是北京各季节风向变化和空气环流情况。这位学生多了个心眼,他想,一旦发生战争,对方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发动生化袭击,后果非常可怕,因此拒绝了这项研究。

  有人拒绝,可更多的人无奈地于求学期间在日本、中国两地奔波,为完成学业而忙碌。笔者对此无意苛责,毕竟在异国他乡读书非常辛苦,不可能和导师对着干。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结果只是拿到一纸文凭,不可能成为中国问题专家,不免令人遗憾。反观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可以尽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无任何局限,至少,中国的教授们很少让他们去研究自己的国家。

  目前,在日本研究外国问题的专家中,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人数名列榜首,超过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人数。但是,面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对中国的研究越深入,却发现越不了解中国。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订阅了大量的中国报刊,但因社会活动和教学任务太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缺乏了解,在研究上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他们认为,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事中国研究的年轻学者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也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因此,利用中国留学生来收集中国的情报,不失为一条捷径。

  自从19世纪末清政府派遣留学生以来,这批人承担着救国图存的重任,出现了一大批了解西方的人士,修桥筑路的工程师詹天佑、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等都成为一时的俊杰;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也成为社会各界的栋梁之材。虽然近来“海归”有所贬值,但大家依然期待着他们能带回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和知识。在此,也期待着日本的博导、硕导们能给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他们更加了解日本,毕竟,相互了解才是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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