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各地群魔乱舞的骄傲月,中国性少数做了什么?| VICE

原标题:在这个世界各地群魔乱舞的骄傲月,中国性少数做了什么?| VICE

Alexwood

上海

下次你去上海吴江路的 Joe’s Pizza 的时候,会在柜台上找到这样一个彩虹贴纸。这是几个性少数年轻人贴上去的,Lei 是其中一个。

两周前的周末我在这家店和 Lei 汇合,她带着贴纸小分队刚结束了一个多小时的 “行动”,在这里休息。小分队有四名成员,Lei和另外两位女孩来自 LQ(LesQueers,源于上海的一个国际酷儿社区),男孩奥斯卡则是同性恋亲友会(PFLAG China)杭州分会的志愿者,这个周末在上海出差,就顺便来参加上海的小支队活动。

Joe"s Pizza 收银台上的彩虹贴纸,代表这里是友同商家

“这家店老板太酷了,” Lei 指了指坐在餐厅远处的一个年轻人,“我们进来的时候只是稍微解释了一下,他就说没问题,贴吧,后来我们回这里吃午饭,他直接跟服务生说,‘给他们打九折’ ”。

但这样的老板是少数。饭后我也加入了小支队,决定试一家奶茶店,店主是位戴眼镜的中年人。

“你好,我们是做公益的,在寻找友同商家。如果你是一家对性少数群体友善的店,可以在门口贴上这个贴纸,表示这里是欢迎 TA 们的,” 我拿着贴纸上去说明了来意。这是活动成员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的一套开场白,友好、简洁而明确,“而且你还会在我们的社交软件 LQ 中国上成为友同商家,性少数用户看到你的商铺信息也更可能来这消费。”

“性少数是什么意思?” 店主问 —— 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会问,这很正常。

“比如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等。”

“哦不了谢谢,我不想参与。” 店主脸上出现了一抹一言难尽的笑。

虽说被拒绝是常事,但当面接收到这样的回应还是让人有点难消化。小队成员却完全没在生气,“没事啦,习惯就好。”

Lei 进一步解释了 TA 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们只是鼓励商户贴上我们的标识,以增加酷儿人群的可见度,但是我们不会说,哦你拒绝了就是恐同。而且我们通过挨家挨户走访的活动方式,至少让普通大众看到了酷儿人群的真实模样。”

“所以我们只拍正面的榜样,比如特别合作的商家。” 奥斯卡提起杭州的一家店,“老板特别可爱,觉得我们的彩虹设计很好看,还嫌贴纸太小了,后来自己放了超大的彩虹旗在门口。”

第四家是个餐厅,老板是位阿姨

两个多小时的行动结束后,小支队发出去了四份彩虹贴纸。之后有的队员要赶去上海骄傲电影节的放映,我则叫车去了棉花酒吧,参加上海骄傲节的烤肉趴。

今年是上海骄傲节的第十年。虽然早知道今年会规模很大,我看到骄傲节日程之后还是惊叹了一下:23天36场活动,从6月2日的 跨儿骄傲节(针对跨性别议题)开始,6月9日-16日两个周末分布了骄傲跑、表演和各种实务论坛(话题包括彩虹家庭、生理障碍和 性别暴力),再到 两周的电影节,三场派对,和月底的展览。同期还有一些并非骄傲节团队组织但是和 LGBTQ 主题相关的活动,比如这个贴纸行动。我为哪个周末过来上海纠结了很久,最后官方活动中只赶上了 影视工作坊和这个 “彩虹串串烧”。

VICE 纪录片《自造皇后》在上海彩虹电影节拿了最佳剪辑师和最佳音响和音乐,剪辑师梅森在影视工作坊做了分享

BBQ 场地非常好找,酒吧外墙挂着长达10米的彩虹旗,里面传来现场音乐。棉花酒吧是十年前第一届上海骄傲节的举办场地,而这个彩虹旗正是十年前挂在墙外的那一面。作为骄傲节接近尾声的活动之一,这个活动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庆祝十年,回到原点。也有几位上海骄傲节的创始者特意回到上海 “过节”。

众所周知,上海骄傲节的创始者是几位当时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骄傲月” 这种庆祝形式本身也是欧美的性少数文化传统。但发展至今,骄傲节的组织模式和活动内容的本土化是明显可见的。2008年的骄傲节有9个组织者,30位志愿者;2018年有30个组织者,400位志愿者,大多是中国年轻人。骄傲节的团队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的集体 —— 不是机构,更不是企业,但它的组织结构可能比很多机构和企业的更有效和紧密。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边吃烤肉边向负责品牌宣传的 Evie 寻求答案,“尤其像今年,活动这么多,组织能力太强了。”

“对,我们为了找合适的组织模式也摸索了很久。现在我们主要分三组人:职能组(专项能力,配合活动开展),活动组(活动策划筹备),和志愿者管理(调配人力,激励志愿者)。” Evie 解释。

“那是参考了什么已有的管理模式吗?” 我猜想设计出这系统的应该是学管理的吧。

“都没有,志愿者培训管理机制是一个组织者自己摸出来的,组织架构是另一个人。” Evie 还补充,现在整个团队70%是女性。

可能正因为不是照搬,而是从本土社区需要中有机地培育出来,这个系统才格外的适用。现在上海骄傲节团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运作,比如志愿者要经过两轮选拔,以及15场的培训,一切都要在六月前准备完毕。

“这个系统的确很好,而且很容易复制,所以我们今年忙的事情之一就是向其他城市的性少数组织传授组织经验,让大家在自己的地区都可以更有效地组织活动。” 这一切当然都是公益性的。

棉花酒吧外墙的彩虹旗

去年的上海骄傲节就提到,今年不仅有 ShPRIDE 还要做 CnPRIDE,原来是这个意思 —— 与其让全国各地的组织一年一天集中来到上海来做展位,不如让 ShPRIDE 的经验放射到各地,由这些在地组织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从四月开始,各地CnPRIDE 合作组织就组织了各类活动,包括 同性恋亲友会广州分会的 性少数未来规划指南,成都米尔克的 残障同志讲座,深圳骄傲节,和女友组的 女生篮球比赛。

可见 CnPRIDE做的不是一个所谓 “骄傲月” 内密集的活动,而是着眼于持续而日常化的社区建设。“我们为什么只得一个月 ‘骄傲’ 啊?” Lei 之前也和我说到 LQ 的理念,“剩下11个月我们照样需要友善平等的生活环境,需要交朋友谈恋爱啊。”

北京

这之后的两周里,北京的 “节目” 也很多 ,虽然大多和 CnPRIDE 无关。我去了 LQ 在北京的 APP 上线聚会(“LQ 中国” 除了提供友同消费和生活信息,还为女性汇总各地的性少数活动,从运动到派对),Rent 的见面会(Rent 是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角色大部分是性少数或 HIV 感染者,全员将在8月-10月进行来中国巡演),蹦了 SHADE 的迪(SHADE 是由性少数或女性 DJ 和变装皇后组成的韩国地下演出团体,这个月正在中国巡演)。不过最难忘的还是面会《一百二十击》的编剧 Philippe Mangeot。

Philippe Mangeot 在法国文化中心

《一百二十击》可以说是 Philippe 写给当代年轻人的故事,至少这是他参与剧本写作的个人原因之一。“我的学生们现在是我当时的年纪,TA 们知道我曾经是行动者,但不知道我具体做了什么。” Philippe 告诉我。

Philippe 在1990年加入 ACT UP 巴黎部,1997年成为主席,2003年离开。这13年是抗 HIV 治疗取得飞跃性进展的时期(看看这篇),而以激进主义著称的 ACT UP 在推动药物研发和政府政策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尤其在环境恶劣的90年代初,“我们必须使用有冲击性的行动,比如 die-in(集体在街头装死),才能得到媒体的注意,否则没人在乎感染者的死活,激进主义是我们当时最有效的行动路径。” 当时猛烈批评 ACT UP 行动策略的媒体和反对者们,现在已经认可了 TA 们行动的意义 —— TA 们用呐喊和身体撞开了一道门,让公众知道了 HIV 感染者的处境,施压于政府和药商,无数生命因此获救。

但这种激进策略并不永远适用。

“现在法国的政治环境变了,恐怖袭击造成一种紧迫感,我们现在无法再像 ACT UP 曾经那样行动,会入狱的,行动者必须发明新的方式,” 这让 Philippe 觉得是时候把曾经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写出来了,“When it’s impossible to ‘act up’, we need to invent.”

这也正是中国的行动者们在摸索的事情。

丰翼是一位住在北京的意大利籍戏剧工作者,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对于 “社会行动需要创新性” 这一点,他深表同感。他策划了一个 性别主题的艺术节 LookOUT(7月6日-15日),由挪威机构易卜生国际主办,爱滋徒步协办。“我们想做的不是向 ‘圈内人’ 传教,而是邀请更广大的公众参与到关于性别的探讨和反思中,这样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推动性别议题”,丰翼在采访中说。而艺术,包括表演、写作、影像,或许是探讨 “敏感话题” 相对安全,也有亲和力的形式。

虽然姿态是柔软的,丰翼的行动却有着明确的使命:“我们应该参与到有关性别新规则的讨论和建设中,否则我们只会被既有的条框规训和限制。”

LookOUT 的活动海报设计参考了中国80年代的太空计划宣传材料,想传达的信息是 “我们对未知是兴奋、好奇而开放的”

摸清界限,再想法子绕过去,这是对中国行动者们最大的挑战,无论对丰翼还是其他机构。上海骄傲节向各地机构介绍的重点经验之一,就是如何与场地和相关部门沟通,如何评估风险,怎么去互相了解。而就算是她们,至今也要面对重重压力,场地临时取消合作是常有的事。

“每年、每次活动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被叫去 ‘谈一下’ 也很常见,” Evie 很淡定地表达着无奈。作为组织者,只能尽量完备地计划,耐心地和负责人沟通,剩下的就靠运气和大家的同志情谊了。像丰翼说的,“这就像扫雷,绕点远路也比踩上地雷好吧。”

上海骄傲节的日程,贴纸遮掉的是地点有变或者取消了的活动

不过扫雷最大的困难正是不知道雷在哪。北京性少数机构纪安德有一个项目叫彩虹媒体奖,每年监测全国主流媒体中 LGBTQ 的议题报道。TA 们2013-2017年的数据展现了很大而不稳定的浮动,2014年和2015年报道呈正面趋势攀升,到了2017年报道却少了一半。2018年的新浪微博禁止同性恋内容风波也体现了这种主流媒体平台对 LGBTQ 话题的不稳定态度。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6月底是骄傲月狂欢的高峰。欧美不少大城市的骄傲节游行都集中在最后一周前后。看全世界各地彩虹旗飞舞的确很欢乐,但这些狂欢的画面总让我有种不安 —— 大多年轻的同志已经不在乎骄傲节游行的根源和意义是什么,或许连那段 “石墙” 的历史都不知道,他们在意的只是光滑健美的身体和嗨爆的 “节日” 气氛。美国尤甚,游行早成了各大主流企业吸引同志消费(名曰展示 “企业文化”)的 “军备竞赛”,秀的是友好,比的是阵仗,玩的是 PR(看看旧金山的朋友发来的前线报道,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都在,因为不去你就输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骄傲月安静得多。

在棉花酒吧墙外张望的老人

那个周日我从棉花酒吧出来的时候,看到不少路人被音乐声吸引,好奇的往里张望,还有老人走进来问这是什么活动。谁在里面,谁在外面,谁在街上,谁在室内 —— 这和其他国家的骄傲月庆祝照片形成了有趣的反差。

出了这个门,彩虹世界的一切离普通人很远很远。然而相比那些已经被消费主义和同质化审美 “pink washed” 得只剩一张粉色皮囊的骄傲节,我们相对低调的骄傲节倒显得真诚多了。

一年一次的游行与喝彩其实什么都解决不了 —— 骄傲节游行本身没有错,但如果一个同志对同性恋文化的参与只限于派对和 “过节”,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 “骄傲” 的。石墙运动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性少数和跨性别者,而这很快就被由中产阶级主导的同性恋文化忘记了,这才是现在骄傲节的问题。

骄傲节不应该是某些有足够(经济、阶级、性别、外形)资本的性少数才能参与的狂欢;骄傲节恰恰应该是属于边缘者和异类,这才是 “queer/酷儿” 的意思。

骄傲节的起源:1969年6月28日发生在 “石墙” 外的暴动图片来源

而 “酷儿” 的含义在于突围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开始思考,我们在寻求的是被接纳还是变革?

我们想要的仅仅是被允许结婚育儿,还是根本上重新定义亲密关系和 “家人” 的概念?我们走得太远了还是不够远?如果我们自己不想走那么远,那能不能对想走远些的酷儿们说,“I got your back”,而不是嫌 TA 们太吵?当我们自以为拓宽了主流的边界,其实才更要警惕自己是否被主流价值观同化了。

越来越多瞄准中国 pink dollar(同性恋消费力)的商家 已经找上门了,中国的骄傲节或许无可幸免,也将早晚被资本裹挟,但是讽刺的是我们有一个优势 —— 我们不缺可以进步的空间。

最后来看看我们的读者在其他地方 “过节” 拍的照片:

纽约(感谢一休供图)

西雅图(感谢青豆供图,摄影 Alexander Song)

赫尔辛基(感谢张凯茵和杨雨供图)

悉尼(感谢 TT 供图)

Alexwood 是 VICE 负责 LGBTQ 和女性内容的编辑,欢迎关注她的微博 @哎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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