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仿佛在痴昧/魑魅的城邦

原标题:王德威:仿佛在痴昧/魑魅的城邦

编按:

此文为王德威对台湾中生代重要小说家郭强生及《断代》的介绍。文章从郭强生此前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说起,再细梳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最后将《断代》与白先勇的《孽子》、朱天文《荒人手记》及邱妙津《蒙马特遗书》作比,引出一问——郭强生笔下的同志世界与其他关于同志题材的写作有何不同?王德威不急于给出回答,但言「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 在《断代》中,「郭强生创造了一个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满魑魅的城邦。」

我需要爱情故事——

这不过是我求生的本能,无须逃脱。

——郭强生,《夜行之子》,页九十三。

郭强生是台湾中坚代的重要小说家,最近几年因为同志议题小说《夜行之子》(二〇一〇)《惑乡之人》(二〇一二)以及散文专栏而广受好评。即将推出的《断代》代表他创作的又一重要突破。在这些作品里,郭强生状写同志世界的痴嗔贪怨、探勘情欲版图的曲折诡谲;行有余力,他更将禁色之恋延伸到历史国族层面,作为隐喻,也作为生命最为尖锐的见证。

郭强生喜欢说故事。他的叙事线索绵密,充满剧场风格的冲突与巧合,甚至带有推理意味。然而他的故事内容总是阴郁浓丽的,千回百转,充满幽幽鬼气。这些特征在新作《断代》里达到一个临界点。

郭强生

郭强生的写作起步很早,一九八七年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作伴》。这本小说集收有他高中到大学的创作,不乏习作痕迹,但笔下透露的青春气息令人感动。之后《掏出你的手帕》《伤心时不要跳舞》题材扩大,基本仍属于都会爱情风格。九〇年代中郭强生赴美深造戏剧,学成归来后在剧场方面打开知名度。他虽未曾离开文学圈,但一直要到《夜行之子》才算正式重新以小说家身份亮相。

《夜行之子》是郭强生暌违创作十三年后的结集,由十三篇短篇组成。故事从纽约华洋杂处的同志世界开始,时间点则是九一一世贸中心大楼爆炸的前夕。这个世界上演轰趴、嗑药、扮装,还有无止无休的情欲争逐。但索多玛的狂欢驱散不了人人心中的抑郁浮躁,不祥之感由一个台湾留学生的失踪展开,蔓延到其他故事。这些故事若断若续,场景则由纽约转回台北的七条通、二二八公园。郭强生笔下的“夜行之子”在黑暗的渊薮里放纵他们的欲望,舔舐他们的伤痕。青春即逝的焦虑、所遇非人的悲哀,无不摧折人心。他们渴望爱情,但他们的爱情见不得天日。就像鬼魅一般,他们寻寻觅觅,无所依归。

《惑乡之人》是郭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借由一位“湾生”日籍导演在七〇年代重回台湾拍片的线索,郭强生铺陈出一则从殖民到后殖民时期的故事。时间从一九四一年延续到二〇〇七年,人物则包括“湾生”的日本人、大陆父亲、原住民母亲的外省第二代,再到美籍日裔“二世”。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但都深受国族身份认同的困扰。他们不是原乡人,而是“惑”乡人。

而在身份不断变幻的过程里,郭强生更大胆以同志情欲凸显殖民、世代、血缘的错位关系。对他而言,只有同性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欲望或禁忌,才真正直捣殖民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拟仿(mimicry)的情意结。谁是施虐者,谁是受虐者,耐人寻味。《惑乡之人》也是一部具有鬼魅色彩的小说。真实与灵异此消彼长,与小说里电影作为一种魅幻的媒介互为表里。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John the Baptist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郭强生经营同志题材的野心。他一方面呈现当代、跨国同志众生相,一方面从历史的纵深里,发掘湮没深处的记忆。当年以《作伴》《伤心时不要跳舞》知名的青年作家尽管异性爱情写起来得心应手,但下笔似乎难逃啼笑因缘的公式。阅读《夜行之子》《惑乡之人》这样的小说,我们陡然感觉作家现在有了年纪,有了忏情的冲动。他的故事夸张艳异之余,每每流露无可奈何的凄凉。他不仅诉说炽热的爱情,更冷眼看待爱情的苦果。荒谬与虚无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隐隐之间,我们感觉这是“伤心”之人的故事,仿佛一切的一切不足为外人道矣。

*

也许正是这样“伤心”的著书情怀,促使郭强生短短几年又写出另一本长篇小说《断代》吧。不论就风格、人物,以及情节安排而言,《断代》都更上一层楼。《夜行之子》尽管已经打造了他同志三书阴郁的基调,毕竟是片段组合,难以刻画人物内心转折深度。《惑乡之人》虽有庞大的历史向度,而且获得大奖(金鼎奖)的肯定,却过于铺陈主题和线索,寓言性大过一切。在《断代》里,郭强生选择有所不为。他仍然要诉说一则——不,三则——动听的故事,但选择聚焦在特定人物上。他也不再汲汲于《惑乡之人》式的历史叙事,但对时间、生命流逝的省思,反而更胜以往。

《断代》的主人翁小锺曾是名民歌手,转任音乐制作人。小锺也是爱滋病阳性带原者。早在高中时期,小锺在懵懂的情况下被同学姚诱惑了。小锺暗恋姚,后者却难以捉摸,而且男女通吃。多年以后两人重逢,一切不堪回首。有病在身的小锺万念俱灰,而姚婚姻幸福,而且贵为“国会”要员。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与此同时,台北七条通里一个破落的同志酒吧发生异象。老板老七突然中风,酒吧里人鬼交杂。小说另外介绍超商收银员阿龙的故事。阿龙爱恋风尘女子小闵,但是对同志酒吧的风风雨雨保持兴趣,阴错阳差地卷入老七中风的意外里……

如果读者觉得这三条线索已经十分复杂,这还是故事的梗概而已。各个线索又延伸出副线索,其中人物相互交错,形成一个信不信由你的情节网络,环环相扣,颇有推理小说的趣味。郭强生喜欢说故事,由此可见一斑。识者或要认为郭的故事似乎太过传奇,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方向思考。用郭强生的话来说,“我需要爱情故事——这不过是我求生的本能,无须逃脱。”

恋一个人的折磨不是来自得不到,而是因为说不出,不断自语,害怕两人之间不再有故事。符号大师把爱情变成了语意,语意变成了文本,又将文本转成了系统,只因终有一个说不出的故事而已。

——郭强生,《夜行之子》,页九二

爱情何以必须以故事般的方式演绎?就他的作品看来,有一种爱情如此“一言难尽”,以致只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说出。或者说爱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难以置信?或更存在主义式的,不论多么惊天动地的爱情,一旦说出口,也不过就是故事,或“故”事罢了。

在《断代》里,郭强生俨然有意将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尽管表面情节繁复,他最终要处理的是笔下人物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甚或是前世。小说的标题《断代》顾名思义,已经点出时间的“惘惘的威胁”。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锺俨然是叙事者的分身。小锺自知来日无多,回顾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险,只有满目疮痍的喟叹——一切都要过去了。检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场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铭心的爱的启蒙。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叙事的起点。

但小说真正的关键人物是姚。相对于小锺,姚周旋在同性与异性世界、执政党与反对党,还有上流与底层社会间,是个谜样的人物。他一样难以告别过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寻和解之道。姚是强势的,但在欲望深处,他却有难言之“瘾”。小说最后,故事急转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线索都沾上瓜葛。如果时光倒流,小锺与姚未必不能成为伴侣。然而俱往矣。小锺和姚不仅分道扬镳,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们回到郭强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试啼声之作。故事中的主人翁无不带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双性丰采,而当时的少年果然不识愁滋味。一切的罗曼蒂克不过是有情的呢喃。然而就着二〇一五年的《断代》往回看,我们有了后见之明。原来《作伴》那样清丽的文字是日后悲伤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场打滚,成为难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回首三十年来的创作之路,有如前世与今生的碰撞,难怪郭强生觉得不胜沧桑了。

*

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叶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伤。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只是点到为止。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基本不脱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贵的《重阳》(一九六〇)等。后者将一九二〇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在现代中国小说独树一帜。

但论当代同志小说的突破,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从六七〇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纽约客》系列的《火岛之行》等,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政治坐标。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也预示九〇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

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夜晚降临,族人聚于穴居洞前,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那点光幅何其微弱。没有数据参考,只能凭感受臆断。改变会不会更好,永远是未知的冒险。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迁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有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 ;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郭强生,《断代》,页九十二、页九十三

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〇年代两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一九九七)。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绎同志世界的他(她)我关系。《荒人手记》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蒙马特遗书》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荒人手记》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我写故我在”的可能。《蒙马特遗书》则是不折不扣死亡书简,因为作者以自身的陨灭来完成文字的铭刻。两部作品都有相当自觉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变装”为男同志的书写,演绎性别角色的流动性;后者则将书写酝酿成为一桩(真实)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强生的作品充满表演性,也借这一表演性通向他的伦理关怀。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学形上剧场,也不是邱妙津式的决绝生命写作演出。他的对同志伦理的推衍,表现在对推理小说这一文类的兴趣上。《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已经可见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断代》里,郭真正将这一文类抽丝剥茧的特征提升成对小说人物关系、身份认同的隐喻。在同志的世界里,人人都扮演着或是社会认可,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这是表演甚至扮装的世界,也是一个谍对谍的世界。双方就算是裸裎相见,也难以认清互相的底线。

part 2 Metropolitan Museum- Louis Michel Eilshemius - New York at Night

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这是《断代》着墨最深的地方。如果“爱情”代表的是现代人生“亲密”关系的终极表现,郭强生所刻画的却是一种吊诡。同志圈的爱欲流转,往往以肉体、以青春作为筹码,哪有什么真情可言?同志来往“真相大白”的时刻,不带来爱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对地,郭强生也认为正因为这样的爱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铤而走险、死而后已的恋人,不是更见证爱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摆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断代》的故事多头并进。结局意义如何,必须由读者自行领会。对郭强生而言,《断代》应该标志自己创作经验的盘整。青春的创痛、中年的忧伤成为一层又一层的积淀,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里,他已经向西方现代同志作家如王尔德(Oscar Wilde)、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以及佛斯特(E. M. Foster)等频频致意,反思他们在书写和欲望之间的艰难历程。借着《断代》,他有意见贤思齐,也回顾自己所来之路。荒唐言中有着往事历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他创造了一个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满魑魅的城邦。

Salvador Dali-1934 48 Ghost Of Vermeer Van Delft, Circa 1934

后 记

郭强生十八岁进入台大外文系,我有幸曾担任他的导师。大学四年,强生给我的印象是极聪明、极乖巧,风度翩翩,不愧是校园才子,读书则力求“适可而止”。大四毕业那年,强生出版《作伴》,应他所请,我欣然为之作序,期许有加。哪里知道当时的老师和学生其实一样天真。

九〇年代中期强生赴纽约大学深造,我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是又有了见面机会。记得他邀请我看了好几场百老汇戏剧,聚会场合也常看到他。我甚至曾安排他到哥大教了几年课。之后他回到台湾,我转往哈佛,逐渐断了联络。

强生回台后曾经热衷剧场编导,未料这几年他重拾小说创作;而且迭获好评。看强生的作品我每每觉得不安,倒不是内容有多少耸动之处,而是叙述者的姿态如此阴郁苍凉,和印象中那个年轻的、仿佛不识愁滋味的大学生判若两人。我不禁关心起来:这些年,他过得好么?

在新作中他对自己成长的世代频频致意,不禁让我心有戚戚焉。想起他大学英文作文写的就是小说,而且内容悲伤,以致我十分不解。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回事,但显然有另一个作为小说家的强生,这些年经过了更多我所不知道的生命历练。虚构与真实永远难以厘清。阅读他的小说,还有他更贴近自己生活的散文,我似乎正在重新认识——想象——一个作家的前世今生。

也许这正是文学迷人之处吧。强生的新作定名为《断代》,似乎呼应了我们的今昔之感。曾经的少年已经是中年,谁又没有难言的往事?唯有文字见证着一路走来的欢乐与悲伤。谨缀数语,聊记三十年师生缘分。祝福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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